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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与廉政文化读本
          
        
          
        
            
              来源:沙湾区纪委
            
            
              发布时间:2015-01-08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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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学习郭沫若，做廉洁奉公的模范（序一）………………………………………………伍定
        戒骄防腐  至公至纯——郭沫若廉政思想及道德建设（序二）
        ……………………………………………………………《郭沫若与廉政文化建设》课题组
         
         
        《甲申三百年祭》及相关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1）
         
        学习和时局（节选）…………………………………………………………………毛泽东（17）
        答费正清博士…………………………………………………………………………郭沫若（18）
        致郭沫若………………………………………………………………………………毛泽东（2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节选）……………毛泽东（21）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节选）………………江泽民（22）
        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薄一波（23）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节选）………………………温家宝（27）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节选）……………………………………曾庆红（28）
         
        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29）
        转载《甲申三百年祭》编者按………………………………………………………………（32）
        关于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34）
        《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王守稼、缪振鹏（35）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读《甲申三百年祭》…………………………………施丁（48）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执政规律…………………………………………………马英民（61）
        伟大的清醒……………………………………………………………………………刘汉俊（65）
         
         
        郭沫若诗歌、散文
        述怀——和周二之作三首……………………………………………………………………（69）
        落叶语…………………………………………………………………………………………（71）
        水牛赞…………………………………………………………………………………………（72）
        《橘颂》今译…………………………………………………………………………………（74）
        题画梅二首……………………………………………………………………………………（75）
        咏兰……………………………………………………………………………………………（76）
        拟屈原答渔父辞………………………………………………………………………………（77）
        吟水仙…………………………………………………………………………………………（78）
        题画莲…………………………………………………………………………………………（79）
        倔强赞…………………………………………………………………………………………（80）
        南下书怀（一、二）…………………………………………………………………………（81）
        题《革命烈士诗抄》…………………………………………………………………………（82）
        卜算子（吟梅）………………………………………………………………………………（83）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84）
         
        慰劳工作（节选）……………………………………………………………………………（86）
        读了陶行知最后一封信………………………………………………………………………（88）
        序《民主化的机关管理》（节录）……………………………………………………………（90）
        陶行知先生最值得学习的地方………………………………………………………………（91）
        屈原假使生在今天……………………………………………………………………………（92）
         
         
        郭沫若题词、对联
        名关难破四条屏………………………………………………………………………………（94）
        录王阳明句……………………………………………………………………………………（95）
        博施于民………………………………………………………………………………………（96）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97）
        东风永健………………………………………………………………………………………（98）
        志正八言联……………………………………………………………………………………（99）
        给志鸿、嘉琳…………………………………………………………………………………（100）
         
        《湖心亭》城隍庙门联………………………………………………………………………（101）
        读《庄子》集古句………………………………………………………………………………（102）
        书为张可源……………………………………………………………………………………（103）
        书为张肩重……………………………………………………………………………………（104）
        书为魏蓉芳……………………………………………………………………………………（105）
        书为翁植耘……………………………………………………………………………………（106）
        书为钱文桢……………………………………………………………………………………（107）
        书为金兆华……………………………………………………………………………………（108）
        题陶行知墓……………………………………………………………………………………（109）
        书为侯外庐……………………………………………………………………………………（110）
        题杜甫草堂……………………………………………………………………………………（111）
        书为唐锋………………………………………………………………………………………（112）
        题蒲松龄故居…………………………………………………………………………………（113）
        读《随园诗话》………………………………………………………………………………（114）
        书为郭琦子女…………………………………………………………………………………（115）
         
         
        回忆、研究文章
        不徇私情的郭沫若……………………………………………………………………郭开鑫（116）
        郭沫若在三厅……………………………………………………………………………陈虹（118）
        从《新华日报》看郭沫若的党性………………………………………………………柳季（127）
        慷慨与关怀（节选）……………………………………………………………………郭庶英（131）
         
         
        后记……………………………………………………………………………………………（134）
        甲申之鉴警千秋
        （序  一）
        中共乐山市沙湾区委书记  伍  定
         
        在世界文化名人郭老诞辰120周年之际,沙湾区纪委监察局和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组织编选出版了《郭沫若与廉政文化读本》，以此向郭老诞辰120周年献礼，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此，我谨代表沙湾区委、区政府，向为编选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沫若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涵，其戒骄防腐的甲申警言，至公至纯的人格理想，廉洁自律的从政之道，是郭老留给我们的警世箴言，也是他秉持终身的理想追求和道德实践的具体体现。特别是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建党史上一篇重要的反腐倡廉文章，不仅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不朽名篇，也为当时我党的思想意识形态构建提供了新鲜视角和生动的历史教材，更为我们即将诞生的新生政权敲响了执政警钟。“不当李自成”，成为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永久共识。甲申之鉴警千秋！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忘却的历史。
        希望全区广大党员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阅读《郭沫若与廉政文化读本》，进一步强化政治、大局、责任、群众和自律“五种观念”，修身养性，廉洁奉公，转变作风，为建设沫若故里?生态家园、乐山“两化”互动先行区、四川经济强区、中国西部不锈钢城而努力奋斗！
        郭沫若廉政思想及道德建设（序二）
         
        《郭沫若与廉政文化建设》课题组
         
                                         
        郭沫若不但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代文宗，并且与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紧密相联。他一生学医、从文、从军、从政，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球形”天才。他的多重角色、多种经历使他能够对人生观、道德观、权力观等进行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他提出的“人民本位”思想和执政党应戒骄防腐的警示，以及至公至纯的人格道德，对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无不具有重要启示。
         
        人民本位  戒骄防腐
         
        在郭沫若一生探索中，1924年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孜孜不倦地将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民本位”的理念，以及执政党应“戒骄防腐”的问题。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进行决战的一年，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阵线大分化、大动荡的一年，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关于中国命运问题的大讨论，国共两党开始公开宣传各自的立国或建国的政治主张。这一年，也是朱明王朝灭亡、李自成农民起义胜利后又归于失败的三百周年祭。郭沫若以“人民本位”观为指导思想和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写下了着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探究，以历史事件作今日社会之借鉴，在历史的轮回中，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捕捉把握产生历史悲剧的本质性原因，提出了直到现在仍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以此作为现实的警戒，其意义非常深远。
        郭沫若写作的动因来自于对李自成起义军中知识分子李岩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兴趣。在理性层面上，郭沫若分析李岩所起作用时，他严格用“人民本位”作准绳来评价李岩在李自成取得胜利过程中推行以民为本的德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郭沫若指出，正是李岩用“迎闯王，不纳粮”的亲民政策，才得到百姓的支持，在短时间内招揽了不少人力，“把军事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壮大了力量，民心所向，势如破竹，很快打入北京。郭沫若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写李岩的良苦用心，特引《北略》一段史料，说明李自成能迅速攻进京城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听从了李岩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民心的进谏，同时李岩自己也四处宣传李闯王的亲民政策。
        遗憾的是，李自成进城后因骄傲而忘记了民众的利益，放纵部下搜括赃款、严刑杀人、拷掠百姓、强占民女、军纪涣散：“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在这“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只有李岩等“一二位清醒的人”：仍然将部下兵马驻于城外，“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抚”，劝诫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等等。同时，李岩向李自成进谏要严惩贪污、各营兵马退居城外等“四事”，希望李自成能以尧舜之仁德“自爱其身”、“爱及天下”。然而，李岩虽然反复劝谏，李自成却一意孤行，终未采纳，最终落得只做了短短四十天皇帝便下台的结局。李岩则遭人谗言而被李自成所杀，成了“悲剧人物”，“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甲申三百年祭》的基调主要在于叙述李岩的“悲剧”，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李岩的悲剧永远值得回味”，“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文章用“人民本位”的历史评判标准衡量了李岩的“悲剧”，旨在强调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朴素真理。
        以往人们的研究多集中在《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农民起义的热情歌颂和对农民战争历史功绩的肯定之上，认为该文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基本思路进行的，甚至开启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研究范式，其实这样的看法是有偏颇之处的。如前所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主要在于用“人民本位”的历史评价标准来强调民心为执政之基的重要地位，这与后来主要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评价甚至拔高美化农民战争相比有着显着区别。例如，《新华日报》在发表郭沫若文章同时，刊载了宗顾的纪念文章《三百年前》，与《甲申三百年祭》相呼应，仔细对照便会发现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并不一致。宗顾的文章按照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和起义评价的思路，指出农民起义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农民的特质注定这些起义必然带有许多弱点，但是在反抗封建专制主义与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当时的农民大众表现了极英勇极高贵的品质。最后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消灭了明朝。并且，消灭的明朝不可再起，农民的力量却在满清的统治下重新抬起头来，促成了满清的瓦解。[①]该文重在阐明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军在推翻旧王朝方面的作用，而郭沫若的叙述重点显然并不如此，他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经典论述的框架而进行。[②]
            虽然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立意与毛泽东有关农民战争的理论论述有一些错位，但是，郭沫若对明王朝崩溃的历史原因和李自成农民起义成功建立大顺政权但旋即失败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揭示，以及防止执政力量在政治上腐败，警惕胜利后即骄傲、“骄傲即失败”的现实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却有着高度的契合点和一致性。应该说，正是郭沫若从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变中寻找历史教训，抓住了时代的要害和核心，在中共还没有充分注意或者还来不及调整党建思路情况下，未雨绸缪，为中共思想意识形态构建提供了新鲜视角和生动的历史教材，为即将诞生的新生政权敲响了警钟，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
        《甲申三百年祭》虽然发表在国统区，其影响却很快超越了地域的阻隔。4月12日，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称赞文章“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同时反击了国民党对郭沫若的围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回应《甲申三百年祭》，主要就是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论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触及到毛泽东在抗战后期着重思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问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发现《甲申三百年祭》对胜利后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的关系，如何戒骄防腐问题的论述，对于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具有重大意义，是难得的谈执政能力、谈执政教训的经世之文。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着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随着历史的发展，《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是经受了时间考验而历久弥新，依然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进入历史新时期后，面对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借鉴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注意防止骄傲和腐化的思想。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特别大段引用了《甲申三百年祭》中关于腐败现象的论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牢记历史经验的启示，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痛下决心，惩治腐败，割掉痈疽，就一定能增强我们党的活力与生机。”[③]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革命精神。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形势，1991年9月，他专程到西柏坡，号召全党居安思危，结合新的实际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并挥毫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1年，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讲到反腐败这一艰巨任务时，建议大家多读读《甲申三百年祭》这篇重要文献。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书记处同志专程前往西柏坡，强调坚持这一优良作风的重大意义。2004年，当又是一个甲申年到来时，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仍然强调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可以看出，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群众路线的确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让群众先富起来的思想，再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和实践，胡锦涛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等，“人民本位”、“戒骄防腐”的思想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总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既是历史得出的结论，也是《甲申三百年祭》总结的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持久扎实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永不褪色。
         
        至公至纯  修己自律
         
          如果说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是从治国方略的高度提出的为政之纲，戒骄防腐是对执政党的提醒和警示，那么至公至纯则是为人之道，是廉洁自律、勤政为民的基石，是先进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最高境界，是“人民本位”落到实处的道德实践。郭沫若认为，为政之道表现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为人之道则在“修已以安百姓”，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同样不可或缺的。[④]大公必然无私，至公必然纯粹，“至公至纯”就是赤子之心。认为“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至公无私有类于赤子，纯洁无垢有类于赤子，心如明镜以物为法有类于赤子。”[⑤]
          郭沫若“至公”的人生价值观，首先表现为树立“大公”的社会理想并终身为之奋斗，表现在他对国家的无上忠诚。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清末以来近现代知识分子推崇的社会理想。在大波大澜时代，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郭沫若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利益、国家前途结合起来，一生奉行“至公”的社会价值观。爱国救国，舍小家为大家，成为郭沫若终生的人生选择。郭沫若以诗励志，一再表达他献身祖国的宏大理想，表示将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民族的事业中去。青少年时代，他就着力于民族复兴的道义担当，面对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他追问：“伤心国势飘摇甚，中流砥柱仗阿谁！”[⑥]国难当头时，郭沫若立誓：“男儿投笔寻常事，化作沙场一片泥”[⑦]，“夜舞剑光挥雪白，时期颈血染沙殷”[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尽管一度对是否回国非常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在说到自己抛妻别雏归国原因时，郭沫若曾写道：“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⑨]郭沫若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历史和传统道德的价值所在，许多忠勇仁义的历史英雄成为他取法和宣传的榜样。他的抗战历史剧中的主人公，如屈原、高渐离、如姬夫人、夏完淳等都是至公无私、民族至上的践行者。
          文革时期，郭沫若尽管身逢政治险境，却仍然一心为国。1968年4月，郭世英被北京农业大学一伙人非法绑架关押。次日，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国防科办、七机部、中科院等单位代表，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时间里，郭沫若心中尽管充满对郭世英的悬念，却始终没有对周恩来提起此事。第三日，郭沫若自己想方设法了解真相并准备营救，遗憾的是，当郭沫若秘书和郭平英等人第四日赶到农大前三小时，郭世英已含冤去世。对此，于立群悲痛欲绝，责备郭沫若为什么不趁机对周恩来说说郭世英的事情。郭沫若过了好一阵才颤抖着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郭沫若知道，“总理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处于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围攻之中，总理身边的人几乎都被停止工作，一人承担着全部繁重的国务”。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不愿“再拿自己家里的事去劳累总理，牵连总理”。[⑩]郭世英去世两个月后，他将巨大的悲痛深埋心底，以70多岁的高龄，亲自指导并参加河北保定满城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并建议将此拍摄成当时为数很少的彩色电影纪录片。郭沫若不计个人和家庭所遭受的创痛，忍辱负重，维护国家与民族的至高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来源于他的赤子之心，来源于他对至公无私的道德人格的感悟和践行。
        郭沫若“至纯”的道德品格，首先表现为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在他一生的奋斗中，有许多可以升官发财的机会。在北伐时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卖郭沫若时，他抵制了名利的巨大诱惑，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政治部时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多次拒绝其职位。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郭沫若最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表示：“我做第三厅厅长，根本就是不愿意的，原因也就是不甘心昧良。然而为了抗战，为了争取那一人戴着抗战的帽子，就是昧着良心也只好委屈委屈……”[11]郭沫若就职后，手中有了权力，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对权力和名利带来的腐蚀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处处坚持原则，不循私情。1938年4月，张群向郭沫若推荐一位亲戚到三厅工作。由于编制已满无法安插，如果推荐为设计委员资望又不够，郭沫若便很坦白地给张群回了一封信，希望他直接去找陈诚，陈诚一定会买他的帐，可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12]虽然张群曾为郭沫若归国事出过力，但事关原则，郭沫若仍然委婉地拒绝了张群的请求。
        郭沫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制度，杜绝任何渎职、腐败现象发生。在1938年4月17日上报政治部的《三厅办事规则草案》中便有这样的条款：“第4条，本厅职员承办事件应随到随办，如有特殊情形不能即办者应将不能即办原因签呈本管长官核定之”；“第41条，本厅一切支出均由本厅会计副官遵照预算切实执行，其超过预算之支出或违背审计则例、手续不完备涉及滥费者，应拒绝支出，或呈明厅长、副厅长办理”。在郭沫若严格要求下，三厅造就了一支廉洁高效的队伍。[13]1938年，由三厅发起和组织的七七周年纪念的献金活动取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所献现金和物品折价金额超过法币100万元。更重要的是，在慰劳总会（事实上由三厅主持）支配下，这一百多万献金“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在这一百多万献金中，三厅请准了二十万元外汇，派阳翰森、程步高到香港采办前方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并想尽千方百计，将这批药品半年后运到重庆，这时，这批物品时价已值五百多万。[14]
          郭沫若“至纯”的道德品格，还表现在他以身作则，艰苦朴素，随时抑制物质欲望，抵御富贵世界的自律行为。郭沫若东渡日本，刚到东京一个月，表示自己将勤俭刻苦地攻读。他说：“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所必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15]五四时期，郭沫若在《女神·序诗》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甚么私有财产也没有。”[16]郭沫若说到做到，知行合一。民国时期，郭沫若常用他的稿费和版税慷慨资助在危难之中的团体和个人。1930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生活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却将出版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直接捐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基金。
        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身居高位，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1952年4月13日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授奖典礼上接受斯大林和平奖金，他宣布将奖金十万卢布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20世纪5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郭沫若向中央表示停止版税收入，他又将稿费捐献中科院，用这笔钱在中关村为科学工作者修了两个标准游泳池，在科技大学体育场北侧也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又将余下的稿费十五万元，全部交给了科学院党组。后来经中央批准，这笔一直在科学院的存放这笔钱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17]郭沫若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对襟的蓝丝棉袄，扣绊已经磨断了。还是女儿郭平英扯了一段白线，用蓝墨水染过，跪在爸爸的膝旁，把扣绊缝起来。这就是他去世前穿的最后一件棉袄。郭沫若知行合一，用行动诠释了至公无私，纯洁无垢的人格标准。
          在“至纯”的个人品格的养成上，郭沫若不仅修已自律，对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也严格要求，寄予厚望。抗战时期，郭沫若因反对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和政治部第三厅同事集体辞职时，书赠他的秘书翁植耘的一副对联：“励志读书如种植，洁身藻德似耕耘”， 这幅对联巧妙嵌入了秘书的名字，同样强调励志读书与洁身藻德之关系。在重庆生活的侄儿媳妇魏蓉芳（郭沫若三侄郭宗益（字培谦）的夫人），有一次穿了一件细料子花上衣，郭沫若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蓉芳，重庆是个花花世界，环境是很复杂的，生活要朴实。”同时写下一副嵌字格对联：“莫学芙蓉空有面，应效芬芳发自心。”由此可见郭沫若的良苦用心。[18]
        郭沫若“至纯”的道德品格，还体现在他纯真的人格魅力。很多人认为，郭沫若一生复杂多变。其实，只要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我们会发现，郭沫若性格和品格的主导方面一生未变， 1941年，老舍曾经在《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中对郭沫若的为人作这样评价：“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19]老舍先生一再称他是五十岁老小孩，独具慧眼地看到了郭沫若性格中本质的一面——纯真。
        郭沫若一生崇尚率真、纯洁。他在着名的历史剧《屈原》中以橘树、莲花的洁白高尚自劢坚贞。这部历史剧除了表达反投降、反分裂的时代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纯洁的人格理想。借屈原之口强调：“我尽力地在想向你们年青的人学，尽力地在想向那纯真、素朴的老百姓们学，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青时代的新鲜、纯粹、素朴。”“我想要的是又聪明又厚道，又素朴，又绚烂，亦圣亦狂，即狂即圣。” 同时也不断以“做人要一片天真”，来努力实践着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剧中的屈原将“又绚烂又朴素”的做人原则演绎得淋漓尽致。屈原反复吟咏的《橘颂》也是郭沫若一生崇尚和追求的人格理想的形象表达：
        辉煌的橘树呵，枝叶纷披。/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绿的叶，白的花，尖锐的刺。/多么可爱呵，圆满的果子!/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植根深固，不怕冰雪雰霏。/赋性坚贞，类似仁人志士。
         
        郭沫若始终如一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声誉；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如一地倡导和坚持“人民本位”的执政理念；始终如一地遵守党的纪律，奉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始终如一地追求“做人要一片天真”人生境界……郭沫若就这样以赤子之心，为丰富廉政思想及营造社会廉洁风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宗顾：《三百年前》，《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
        [②] 潘光哲：《郭沫若与〈甲申三百年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
        [③] 薄一波：《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④] 《博施于民》，《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⑤]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⑥] 郭沫若：《感时》，乐山市文管所编：《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4页。
        [⑦] 郭沫若：《哀的美顿书》，王锦厚、伍加伦编着：《郭沫若旧体诗词赏析》，巴蜀书社，1988年，第8页。
        [⑧] 郭沫若：《无题》，乐山市文管所编：《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们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
        [⑨] 郭沫若：《归去来·由日本回来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418页。
        [⑩] 郭庶英、郭平英：《回忆父亲》，《郭沫若研究专刊》第1辑（1979年7月）。
        [11] 郭沫若：《洪波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12] 郭沫若：《洪波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68页。
        [13] 陈虹：《郭沫若在三厅》，《郭沫若学刊》，1990年第4期。
        [14] 郭沫若：《洪波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10-111页。
        [15] 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16] 郭沫若：《序诗》，《〈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7] 郭庶英：《我的父亲郭沫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6-208页。
        [18] 《在郭老身边的日子里》，《乐山报》，1980年3月30日。
        [19] 老舍：《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曾建戎编：《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2页。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义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土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②]。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③]，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④]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富者兼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季北略》与《明亡述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祟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
        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土寇”了。“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
        然而牛、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图谶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⑤]。自成大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启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进士。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劝宋暂休征比，设法赈给。宋令日：‘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议。岩日：‘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 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言“频年旱饥”，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雨下”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督师讨贼”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看这开首一句“年来蝗旱苦频仍”，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崇祯八年”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庚辰年”的蠹蚀坏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败而复振》条下云：“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锻（应为朱采银），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流寇”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寇贼”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图谋不轨”，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种演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解释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流寇”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于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祟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天佑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
        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鞴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土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赴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
        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暤，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早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
        这张太后据《明史·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她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严正”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
        “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曰：‘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奉李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痛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一五四）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假使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孝廉以癸末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
        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彼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
        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
        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欤？’
        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
        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
        “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
        接着在初九日又载：
        “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令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曰：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
        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入，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公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象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人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流寇”的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一六○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承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选自《历史人物》（《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
         
         
         
        学习和时局（节选）
         
        毛泽东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九三○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⑦]的条件，打了—些胜仗，又有—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午。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⑧]，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答费正清博士 
         
        郭沫若
         
        亲爱的费正清博士：
        时间跑得很快，我们分手差不多要到半年了。我和我的朋友们时常在思念你，希望有一天能够和你再见。我们相处得虽然并不久，你所留给我们的友谊却十分深切。听说你很忙，我们都很高兴，而且很羡慕：你能把你的时间有效地用在反法西斯的事业上[⑨]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而我们是望着无限的工作，拱着手闲散。这痛苦实在是没有方法可以表现得出。
        你从新德里给我的信，我早就接到了。《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和德佛朗西斯（De Francis）氏的《中国语的拼音化》（《The A1phabetization of Chinese》）也先后奉到，我很感谢你。近几个月来，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一些古书，打算把李自成[⑩]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因此把写回信的事情拖延下来了，要请你原谅。我的剧本计划遭了打击。原因是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三百年祭的纪念日，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字[11]，不料竟遭应该以革命为生命的某报[12]于三月二十四日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我们的官方最近答复贵国的舆论时，说我们中国最民主，言论比任何国家都还要自由，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了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言论自由真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啊。但我并不萎缩，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迭里的地步。我的计划，停一下还是要用全力来实现它的。我不久便打算下乡，仍回到你去年到过的我乡下的寓里从事写作。
        你给我的信里面所陈述的一些意见，我大抵表示同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人民立场而思索，而行动。假使大多数的人能够办到这样，今后的人类生活或许可以更幸福一些吧。人类争求理性的解放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不幸的是仍然把杀人竞赛视为英雄事业。这种循环性的兽性谋叛，在这次的战争后应该使它绝迹了吧。民族自决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民族自荣为本位，而应该以人民共荣为本位。今后的一切设施，如不从人民共荣的观念出发，而依然局限于有限制性的私利打算，将来的战争仍然不能避免。这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绝大部分的责任，固然当由轴心国家担负，但在民主国家方面，在促进法西斯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上，在使战争终于爆发了而未能于事前制止或限制上，也不能说没有过失。战争给了我们以铁火的教训，我们的理性似乎可以获得大规模的进展了。各个民族中负领导责任的人土，实在是应该多加思索。
        我们中国应该改革的事情尤其是多到无以复加，政治的民主化与产业的现代化必须同时进行，这实在是很艰剧的工作。有好些人的法西斯式的头脑，要肃清起来，恐怕比肃清德国人的和日本人的，还要困难。人民的力量太薄弱了，教育的不普及和方块字的障碍互为因果地为法西斯思想酝酿出绝好的酒糟。无论新的东西或旧的东西都很容易为少数人的利益而魔术的地加以歪曲。因此，我们除对新的加紧吸收消化外，对于旧的也还须加紧清理，有时清理旧的的效果，比正确地介绍新的还要来得大。一个人总要先解除了本身的麻醉或耳目的蒙蔽，对于客体也才能有新鲜的感觉。故我们多少还是在做着清道夫的工作的。
        但我们并不悲观，我们相信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得到解放。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努力，虽然速度很慢，但始终在向着解放的目标前进。例如被人认为标准的单音系的文字和语言，事实上在近年来，已经充分地在复音系化了。从前用一个字或一个音表现的事物，现在差不多都使用复音。这是必然的趋势，在前并不曾经过任何人的计划或约束。只是速度还嫌太缓慢，举凡一切自然发生的过程都是这样，只要政治能上轨道，加以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推进，那速度一定是大有可观的。苏联的史实早替我们把这个信念证实了。因此，便是被人认为极困难的文字拼音化问题，其实也并不是怎么样的难事。
        不过我们还须得不断地努力斗争，而且也需要国际的友人帮助。中国如果近代化了，民主化了，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必然能有一番新的贡献的。我们大家也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本内特（Bennett）[13]先生的译文极精确，如有机会，请代为转达鄙意，作为《武昌城下》的作者，我感受着很大的光荣。
        德佛朗西斯先生的文章，我很想托友人把它翻译成中文，如方便亦请代求同意。
        末了，祝你健康。
        1944年4月21日
        ——选自《沸羹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
        致郭沫若
         
        毛泽东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14]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15]，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 泽 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节选）
         
        毛泽东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
         
         
         
         
         
        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节选）
         
        江泽民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要大家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现在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必然为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打开缺口。他们正是想用这个办法搞垮我们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我们是执政党，己不正焉能正人？你一天到晚教育别人，你自己怎么样？我们必须记取中国的古训“身教重于言教”。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只要我们坚决抵制，就完全可以把它缩小到最低程度。反腐败问题不解决，我们党就很难立于不败之地。做组织工作、人事工作的同志，要注意一个问题，现在对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的腐蚀，主要是在用人问题上下手。我听到有这方面的议论。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要十分警惕呀！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就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起来了。”在用人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按党的原则办事。
         
        ——选自《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论文选》
         
         
         
         
         
         
         
         
         
         
         
         
        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薄一波
         
        在“三反”运动38年之后，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深刻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我觉得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便于大家，尤其是青年同志理解这个道理，我想在这里记述几件事情，从中很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件事是延安整风期间听毛主席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01、902页）当时，正值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文章，这就是着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列为整风文献，让全党高级干部学习，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郭文不乏精彩之笔，是脍炙人口的力作。特摘录几段：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梜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竞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抚今思昔，毛主席对此是铭记在心的。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同志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进城以后，毛主席对党内会不会出现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会不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是非常之警惕的。一发现苗头，他就及时敲警钟，严厉批评，要求坚决纠正。他在发动“三反”斗争时，曾经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今天人们仍很怀念的50年代那股清新优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之所以能够形成和保持，应该说是同“三反”斗争的及时开展，全党同志从中受到警醒与教育紧密相关的。
        另一件事也是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和回味的。1945年7月初，黄炎培（字任之，社会人士习称“黄任老”）先生等5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黄任老返渝后，发表了着名的《延安归来》。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先生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先生也向我们提出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毛主席当时对黄任老的回答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依靠人民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还有一件事，就是1949年10月毛岸英同志写的一封信。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开国大典刚刚开过，他的一位表舅向三立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给向三立的回信中专门就此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客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这些话，虽然是出自一个年轻人的笔下，但我以为是句句铿锵，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今日读来，更令人感慨系之。就在写这封信的一年之后，毛岸英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了。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正是这么做的。他用自己的行动，向党向人民也向他的父亲，交了一份共产党员的正气长存、永不褪色的考卷。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我想这是同毛主席对他的严格要求，勤加教诲分不开的。
        实践证明，建国40多年来，我们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些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索贿受贿、任人唯亲、权钱交易和官僚主义作风等等，在党内确有滋长和蔓延。有的还相当严重，达到了目无法纪、肆无忌惮的程度。党内发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和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影响安定团结、影响建设和改革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有些人卷入进去，是与此有关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躬自省。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东欧一些国家的党的个别领导人发生严重的腐败，使党脱离了群众，给反对派以口实，结果丧失了领导权，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些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问题。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地经受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反“和平演变”的考验（杜勒斯在50年代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第四代人的身上。毛主席对此十分警惕，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学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海中游泳，而不被淹死。只要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历史经验的启示，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痛下决心，惩治腐败，割掉痈疽，就一定能够不断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节选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节选）
         
        温家宝
         
         
        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起反腐败，我就想起60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后来，他又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0年过去了，我们党许多同志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有人没有经受住考验，在糖衣炮弹面前倒下了。
         
        ——节选自《新华月报》2004年第4期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节选）
         
        曾庆红
         
        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是毛主席批示在当年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60周年，也是毛主席为悼念张思德同志逝世而撰写的《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我们党执掌新中国政权55周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里，召开专门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央全会，并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这表明，我们党牢记《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王朝后因骄傲自满而遭败亡的历史教训，牢记毛主席关于“进京赶考”和“两个务必”的伟大教导，牢记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伟大着作中阐明的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我们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抓住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围绕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从执政理念到执政方略，从执政体制到执政方式，从执政骨干到执政基础，从执政本领到执政素质，进行全面的加强和改进，抓住了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关键，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体现了我们党审时度势、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执政为民、造福人民的责任意识。这次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定能够起到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推动全党工作的作用，一定能够指导全党走出一条在新形势下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节选自2004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
         
        明王朝从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开国以来，经过二百多年的统治，内忧外患都发展到了极点。到了甲申年（一六四四）年初的形势是这样的：一方面满清的军队已经完全占领了山海关以外的土地，虽然山海关有明军扼守，一时攻不进来，但它绕道察哈尔，侵入了长城线内，已曾屡次窜扰到国都——北京附近。另一方面，由各地饥饿的农民汇集而成的起义队伍已经声势浩大，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队伍已经由湖南湖北进入了四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队伍则由河南破潼关而占领了西安，就以之为根据地，并已定下行军规制，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了。
        明政权所遭遇到的这两方面的大敌，其实都是明政权本身的腐败所造成的。
        原来当时的满清并不像我们今日所遇见的日本帝国主义那样是一个久经成熟的侵略势力。满清本是臣服于明的—个落后的小部落，从它开始建国以来只才经过三十多年，最初的军力不足二万人，然而明朝对付满清始终只能采取守势，并且着着失败，节节撤退。比较有办法的守将在稍建功勋后却都在朝廷的派系斗争中被政府革职的革职，杀戮的杀戮，而政府所重用的将军却都一个个投降了满清，大大增强了满清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洪承畴，他本来是领兵进剿农民起义的，曾和李自成苦战了五六年，但一遇到满清，就率领十三万大军一起投降了。
        这种对外战争的失败正是明政权本身腐败的反映。明代用八股文考试来选用忠实的官僚，以求束缚全国人的心智，结果却使整个官僚机构贪污无能到极点，明代又通过官僚系统来组织和控制全国的军队，结果却使军队腐败涣散到极点，明代又特别加强皇帝的权力来巩固中央集权，结果却使实际政权落到了不学无术的太监手里，因为只有他们最能接近皇帝。
        这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自然就更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因而激起了普遍的农民起义。统治者眼看着它一天天蔓延，无法收拾。用那无能的军队去进剿，只似火上油！
        明代政权给自己造成了这两个敌人，却显然无力同时对抗这两个敌人。那么它是否可以联合农民的力量来一致对外呢？固然当时的农民大众，是为了生活上的直接压迫而起来斗争的，不可能考虑到外族入侵的危机。但明代统治者却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事实上，那样的地主官僚的专制主义政权，要来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是办不到的事，而且它既巳革杀了好几个人民所共知的真正抗清的名将，它更已完全失掉了人民对它的信心。因此当时朝廷中虽也有人提山“招揽流寇”的意见，却并不被采用，而朝廷所考虑的只是可否对满清讲和的问题。在甲申年以前六七年间，从皇帝以下以至许多有力的大臣与将军都已倾向于对满清讲和，并且已经在实际上向满清试探进行了。但是一方面满清并无讲和的诚意，它已看出这时正是夺取中国政权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在那样情势下，明代统治者到底不敢公开主和，因为假如讲得妥，可以全力进攻叛乱的农民固然好，但讲得不妥，那就一定更加速自己的崩溃。
        这一切内外矛盾的交集无法解决就使甲申的悲剧不可避免。但挽近却有人评论当时的时势说：“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亡。”（钱穆：《国史大纲》页五七六）其实，明政权在当时既不能解除他自己和农民间的矛盾，就已完全没有救的了。
        明亡的命运是确定的了。问题只是起义的农民和入侵的满清，谁先到北京。结果是李白自成抢了先。他的军队势如破竹，通过山西直扑近畿。这时给皇帝朱由检看守北京城只有些太监率领的军队，这种军队当然不值一击。朱由检在用刀杀死了他的妃子，又砍断了他的女儿的一支胳臂后，自己也吊死在煤山上了。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门，李自成进了北京。
        这时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将军吴三桂，所统兵号称五十万，本来是负责抗清的，却突然调过头来，亲自跑出关去，用“为国讨贼”的名义把满洲兵请了进来，双方合力回攻北京。结果固然使李自成在北京没有住满两个月，在四月二十九日就被迫弃城而去。但满清却从此盘踞北京不肯再走了。
        我们应该说，吴三桂的举动，其实是实现了明代要做而不敢做的一个政策——联合满清剿灭“流寇”的政策——所以在满清已经在北京称帝之时，立国于南京明代的福王居然还派使臣北上答谢满清替明朝打退“流寇”之功，并且还进封那在实际上已经做了满清臣子的吴三桂做蓟国公。
        至于甲申以后的情势，这里也得简单地叙一下。明朝的宗室仍在南方建立了流亡政府（所谓南明），也还拥有相当的实力，而李自成的力量还保陕西，实际的形势也促成他们反抗外寇的决心。到这时形势的确一变，不是明政权为了巩固自己，遭遇两方面的敌人；倒是满清政权为了要能统治全中国，必须遭遇两方面的敌人了。但是曾经是明政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满清统治者却解决了。它先用合力对付农民军队来诱惑、麻痹南明统治者，然后在消灭了陕西的李自成军队后却长驱南下，消灭南明的力量。南明政权先后流亡各处，虽然还支持了近三十年，而南方反清的人民斗争也表现了非常可歌可泣的场面，但明政权之终于不能振兴，仍是由于它既曾不惜勾引外寇来扑灭人民的武力，就再也不能真正地和广大人民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反抗外族了。而杀死最后一个南明皇帝的却正是那位蓟国公吴三桂！
        甲申事变及当时统治者的政策决定了明王朝的崩溃。明的崩溃固不足惜，但由于朱由检、吴三桂、洪承畴的罪行，使得中国人民继续在专制主义的异族统治下做了二百六十年的奴隶，而使得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更多经过了一度波折，更多遭受了许多苦难，却是我们在三百年后读史之时，尤不能不感到愤慨的。
         
        ——选自1944年3月20日《新华日报》
         
         
         
         
         
         
         
         
         
         
         
         
         
         
         
         
         
         
         
         
         
         
         
         
        转载《甲申三百年祭》编者按
         
        郭沫若先生这篇名震一时的文章，原发表于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因为最近才收全，到今天才能在这里转载。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不过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人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李自成的部下，后来继续抵抗清兵，他的侄子李过还被明隆武帝赐名赤心，永历帝封为兴国侯。这些事实，当然是那群歌颂满清曾胡的战败亡国主义者所不敢提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甲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没有去想着居然有以吴三桂阮大铖自拟的人们来向他狂吠一通，而且居然还抬出恩格斯，说什么“恩格斯在其所着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书里，盛称一八四八年巴黎公社，一方面发动了社会革命，一方面到处标出‘杀死强盗’的口号。”可怜可怜！一下子就暴露了三种愚蠢：第—，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一部什么书？他难道不是比郭沫若更热烈地赞扬了十六世纪德国的李自成李岩，更热烈地攻击了十六世纪德国的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叛徒马丁路德么？第二，在世界历史上有过什么一八四八年的巴黎公社？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哪一章哪一节讲过这个怪物？第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一版序言中确是说过：“法国工人在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在许多房屋上写着……杀死盗贼！并且枪毙了很多，他们干这件事，不是出于保护财产的热心而是正确地认识这种人有剿灭的必要。”可是要晓得这篇序言是在一八七○年写的，这几句话不但与杜撰的一八四八年巴黎公社这怪物无关，而且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要想藉恩格斯与巴黎公社之名装腔作势藉以吓人，至少也要多少知道一点儿史实才好！要引证《德国农民战争》这类权威着作起码也要懂得一点儿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上引恩格斯的一段话难道是为杀死孟彩尔的德国诸侯辩护吗？决不，他说的只是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分子及应该向革命的流氓作斗争，而且要与这些流氓的指使者，民族的叛逆吴三桂、阮大铖、梯也尔们作斗争，郭先生的文章，也正是表明了这个不可磨灭的真理，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选自1944年4月18日《解放日报》
         
         
         
         
         
         
         
         
         
         
         
         
         
         
         
         
         
         
         
         
         
         
         
         
         
         
         
         
        关于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
         
        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
         
        各级党委及各级政治部：
        《解放日报》近发表郭沫若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与苏联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由新华社全文广播，两文都是反对骄傲的。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前线》指出总指挥戈尔洛夫之倚老卖老，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肯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向科学学习，向敌入学习，向青年知识分子学习，致在战争中屡犯错误，终于被撤职而让位于新人物欧格涅夫，这是红军在苏德战争中大改革“军事上与人事上的大改革”之一缩影。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正是此事。望各地收到广播后，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展开讨论，其不能读者并予帮助解释。在巩固的根据地，如有条件并可将《前线》上演，以达干部们深刻了解与警觉之目的。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辑
         
         
         
         
         
         
         
         
         
         
        《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
         
        王守稼、缪振鹏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转瞬间将近四十年了。一九四四年三月，当《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曾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时至今日，这段往事，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一样，本身也已成了历史。《甲申》的发表及由此引起的论战，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回顾这段往事，对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形成、发展，将会有所帮助。
         
        一、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名篇
         
        《甲申》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的。因篇幅较长，《新华日报》副刊从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分四天连载。同时，该报还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16]三月二十日，在副刊《拆散的百科全书》栏中，还发表了《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一文，对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作了介绍。[17]紧接着，在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群众》上，发表了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及《明末的政治风气》、《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等文，以为呼应。[18]
        一石激起千层浪。《甲申》凭借其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一问世，便引起了国共两党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它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发表，冲破了法西斯主义笼罩下的沉闷空气，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
        三月二十四日，《甲申》连载完毕后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对《甲申》发起猛烈攻击，说什么“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叫嚣“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思想，听其谬种流传”，表示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同时继续歪曲明末历史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19]
        《中央日报》的这篇社论，系由陶希圣执笔。据陶希圣后来回忆：“民国三十四年（笔者：应为民国三十三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发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最无耻的是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斥亡国主义’为题，痛加抨击。同时找出明末的史料，另作短文，证明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国军，不打李闯的寇军。明朝失败乃是失败于清军与流寇夹攻之下。”[20]四月一日，重庆《商务日报》社论也说：“有人写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这种文章是时代错误的结晶，放任这种文章在社会散播，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情。”[21]四月十三日，《中央日报》又发表《论责任心》的社论，攻击用宋末、明末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文学、戏剧、史论，“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文学、戏剧、史论，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22]继续对《甲申》进行攻击。
        四月二十日，托派叶青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炮制，抛出了名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的长文。一方面对《中央日报》的社论大加吹捧：“《中央日报》在他底《甲申三百年祭》刊出后与以批评，是很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对《甲申》及《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三百年前》、《甲申事变》等文，一一点名攻击：“因为郭沫若底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底机关报，其刊出那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底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23]不但点名攻击郭沫若，笔锋所向，直接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除此之外，一些国民党御文人也尾随陶希圣、叶青之后，蜂起撰文攻击。这些“围剿”文章在同年八月，由独立出版社以叶青等着《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为题，编成小册子出版。该书《前言》说；“编者深恐这种无责任心的滥开炮，俾他糜烂性的毒气，影响于抗建大业民族复兴，故特搜集反驳文章，编为小册，以供防毒消毒之用。”[24]这本小册子，如今成了对《甲申》进行文化“围剿”的历史记录。
        对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郭沫若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四月二十一日，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向国际舆论界作了揭露：“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字，不料竟遭应该以革命为生命的某报（指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沫若注）于三月二十四日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我们的官方最近答复贵国的舆论时，说我们中国最民主，言论比任何国家都还要自由，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了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言论自由真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啊。但我并不萎缩，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迭里的地步。”[25]
        《甲申》虽发表于国统区，然而它的影响却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阻隔。在延安，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眼光，立即看出了《甲申》在历史转折关头对全党的重大教育意义，迅速作出了反应。四月十二日，《甲申》发表后二十天，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重要报告中，盛赞了《甲申》，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6]六天后，即四月十八、十九日两天，《甲申》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该报“编者按”指出；“郭沫若先生这篇名震一时的文章，原发表于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因为最近才收全，到今天才能在这里转载。”同时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回击：“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27]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甲申》，把《甲申》正式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供全党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传诵一时，洛阳纸贵，从而使这一着作在推进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不久，林伯渠同志从延安到了重庆，亲自告诉郭沫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这些消息给郭沫若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他从内心感到欣慰，他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党和人民的需要。[28]
        八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同志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的单行本。郭沫若“当天即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许多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29]十一月十日夜，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回重庆。第二天郭沫若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洗尘，周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畅谈了延安近况。[30]郭沫若曾赋诗以记当夜欢聚。《甲申》在延安的巨大反响，自然也是当夜话题。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后十天，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写了复信。信中又一次对《甲申》加以赞扬：“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31]对《甲申》发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至少在民主革命时期，象《甲申》那样对革命事业产生过如此巨大影响的史学论文，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甲申》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不朽名篇，将永垂史册。
         
        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硕果
         
        郭沫若是我国用唯物史观创建新史学的先驱者，一代史学巨匠。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恢复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32]的要求，积极从事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出版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和《历史人物》等着作。《甲申》是其中较着名的一篇，同他早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样，都可看作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奠基石。
        《甲申》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重庆进步文化工作者决定筹备纪念甲申三百周年，并在天官府四号郭沫若家开了一次会。此事，柳亚子曾有叙述：“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怀兄同月十六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适值明亡三百周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们闲谈，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33]于怀（即乔冠华同志——笔者）的信，写于一月十六日。在郭家“闲谈”那天是一月十五日。起初，柳亚子因病写信谢绝，他的纪念文章迟至三月二十二日才写成。因此开头炮的任务便由郭沫若承担了。可喜的是，郭沫若不负众望，一炮打响。
        众所周知，郭沫若并非以研究明史着称。而且从四三年七月至四四年二月上旬，他正在勤奋地撰写后来收在《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中的一些论文。从四三年十月到四四年一月二十日，郭沫若完成了《韩非子批判》一文。紧接着，从一月二十一日起，又准备写关于周代的农事诗的文章。该文“事实上是一月三十日才开始写的，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个礼拜，就是收在《青铜时代》里面的《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34]，此文完稿已在二月上旬。另查《沸羹集》，可知他在二月八日、十日、十二日还写过《戏剧与民众》等几篇短文。[35]由此可知，郭沫若在一月十五日虽已表示要写纪念甲申三百周年的文章，实际上约在二月十二日后才正式动笔。又据于立群回忆，《甲申》“是郭老在当年春天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作的长文，脱稿于三月十日。经过几天修改，郭老把它送交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审阅，没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36]。这说明，《甲申》脱稿日期为三月十日，交稿后三天即三月十九日见报，推算《甲申》送董必武同志审阅那天应为三月十六日。从十日完稿到十六日定稿，中间曾用了约六天时间进行修改。总之，《甲申》前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酝酿；从撰写到定稿，又整整化了一个多月。
        从郭沫若的写作日程看，在写《甲申》之前，他在古代研究方面正不断地取得进展，然而他却毅然暂停了这一年多来耕耘过的领域，转而去从事有关明末农民运动的历史剧和史论的撰写。他当时说，这是因为对明末历史发生了极大兴趣。“近几个月来，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一些古书，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37]。四五年五月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又回忆说：“在这前后[38]，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因此我对于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别的意思。”[39]促使郭沫若一度想与从事多年的古代研究“告别”的“莫大的力量”，从何而来？答曰：出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革命责任心。
        就在一月十五日即在郭家讨论纪念甲申三百周年之前六天，四四年一月九日夜，毛泽东同志在看了《逼上梁山》后给延安平剧院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表扬了郭沫若的历史剧：“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信中阐述了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向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发出了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号召。[40]再往前追溯，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同志已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作了精辟论述。到四二年，又进而提出用唯物史观科学地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任务。当时，陕北绅士李健侯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史实为内容，经“四易寒暑而稿成”[41]，写了一部三十五万字的章回体小说《永昌演义》。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志通读此书后，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除“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外，还指出了该书存在的缺陷：“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着名的一次。”信中还提议：“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42]。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特别是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关切。当年，延安与重庆之间常有同志往来。毛泽东同志关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对郭沫若历史剧的表扬，郭沫若应该是会知道的。[43]这正是他兴致勃勃地决定写明末农民运动历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计划中的这个历史剧没有写成。[44]传诵一时的《甲申》却应运而生，赶在甲申三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问世了。
        《甲申》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之所以占有不可抹煞的地位，就在于郭沫若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歌颂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英雄，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他本人在四七年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45]当年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斗争，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在国统区，广大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宣传历史唯物论被视为非法。“关于文化科学之探讨，则禁制纷繁，使学者每每动辄得咎。例以史学言，奖励研究皇汉盛唐，抑制研究宋末明季。帝王时代之传统史观仍被视为天经地义，有起而驳正之者即被认为‘歪曲历史’。洪秀全仍是叛徒，曾国藩依然圣哲。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似此情形，颇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人间何世？”[46]《甲申》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唯心史观，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47]的历史功绩，一扫以往史籍中对明末农民起义“盗”、“贼”、“匪”、“寇”之类的污蔑，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
        《甲申》对明末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不可抹煞的地位，还因为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新的突破，日趋成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是在“五四”运动后诞生的。大革命失败后，经过郭沫若、吕振羽等史学家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有了迅速发展。但毋庸讳言，当时新史学毕竟还处于童年时代。在批判了英雄史观后，怎样科学地估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尚未解决。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然而，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新史家，还只偏重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诚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评述的：“近代的所谓唯物的历史家，他们企图用社会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从事于社会经济之史的发展的研究，企图推翻旧的历史学，却完全忽略了社会与其‘仲介人’之关联，将整体与其部分分开，完全忽略了个人在历史斗争中对大众的领导作用。”[48]“现在，我们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家的着述中看不见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正象我们在旧的历史着述中看不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痕迹一样。”[49]翦伯赞这里所说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家”，就是指郭沫若、吕振羽等。他在书中还明确批评说：“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都闭口不谈个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50]应该承认，这个批评是公允的。如果说，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着作中，存在过这种偏向，那么《甲申》的发表，标志着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中，有了新的突破。列宁认为，能否正确评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最大区别之一。对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予以解决，就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到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这个问题显得越发重要了。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翦伯赞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撰写的《群众领袖与历史——历史哲学教程·再版代序》中，从史学理论角度作过阐述。他本人在四○年入川后，也写了不少研究明末历史的论文。四三年一月，陈家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过《明末农民运动研究》一文，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作了回顾，肯定了“中国社会自从进入以封建制度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以后，农民运动就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力。”[51]自然，在这些文章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甲申》。
        《甲申》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它的问世，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当时，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也在满腔热情地从事晚明史研究，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民族气节教育。但对如何运用新的历史观去进行研究尚感困难。柳亚子就多次谦逊地说过：“我虽然相信唯物史观而不大能够懂得它，又因为我对新的历史学是完全门外汉。所以南明史料研究的结果，最好也只是史料的搜辑完成罢了。”他还说：“我不敢僭称研究南明历史，而只称为研究南明史料，我理想中万一将来能够研究成功的结果呢？也还是一大堆史料。不过想把史料整理得完备一些，以便当代具有唯物史观学识的历史家作为参考时方便一些，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52]《甲申》发表后，在爱国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写《明代特务政治》一书的丁易，这样描述他看了《甲申》后的心情：“前些时候得见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细读一过，色然以喜，觉得自己当年的一点感想，和郭先生意见有相似之处。当然，郭先生参稽故籍，疏通证明，目光如炬，而又能细入毫发，自远非我那点感想所能望其项背的了。”因为“李自成这段历史经过及其失败教训，除了那些深中明史之毒的人不予重视外，一般进步的史家似乎也仅仅将他当作一个普通的无计划的农民起义看待，并未予以更高的评价”。而《甲申》“使这沉浮数百年的真相大白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53]《甲申》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传播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谢国桢对《甲申》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贡献，作过如下评价：“是编论证之长约有三点：一，以往统治阶级学者误解历代农民起义为流寇，着者以正确理论之根据，将农民起义提到历史日程上，成为在封建社会内推动历史发展之主要力量。……此均为精辟之论据，起指导之作用者。”[54]确实，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甲申》起了开创和指导性的作用。从四十年代起，无数史学工作者从中受到过教益，吸取过营养。当然，作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开创性史论，《甲申》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不足，如对李岩历史作用（姑且不论是否有其人），有过分突出之嫌；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分析，从今天看也不尽完备或尚欠细致。至于具体史料上的失误，则可列举的更多。对此，应作历史分析，不能苛求于末节。因为《甲申》反映的毕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研究水平。但白玉微瑕，掩盖不了其夺目光彩。历史，将公正地记载下中国新史学开拓者的筚路蓝缕之功。
         
        三、大有益于人民的史论
         
        四十年代围绕《甲申》而展开的争论，不仅表现为两种对立的历史观，而且是两个中国命运之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评价《甲申》的历史地位，首先需要看其政治意义。
        一九四四年前后，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两种命运的搏斗。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我党领导的文化新军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斗争。在历史学领域里，以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评价为例，在这个问题上的两军对峙，由来已久，壁垒分明。早在十年内战时期，《汗血月刊》为配合同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连续刊登《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等文。[55]到抗战时，他们则企图通过对明末历史的歪曲宣传，为其“攘外必先安内”寻找历史根据。有人评论明末的时势说：“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56]有人在四三年根据傅斯年意见重新改写了《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一文，声称：“明末，中国有两大患，曰建州与流寇，而建之与寇，两者又相因而动，相滋而长”，“盖流贼实因‘东事’而蜂起，‘东事’亦缘流贼而不救”。[57]借古喻今，比附现实，把日寇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归罪于中国共产党人。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还亲自出马，找傅斯年询问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傅斯年组织人写《明季流寇始末》[58]。说明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的学术机构对明末的历史，始终没有放松过。
        耐人寻味的是，在沦陷区的北京和上海，汉奸文人也打出纪念“甲申”的旗号，进行奴化宣传。四四年三月由大汉奸汪精卫题词在上海出版的《政治月刊》上发表了“本刊特稿”的《甲申述旧》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地说：回顾明末的历史，“一来纪念这思宗殉国的三百周年，二来替自己，也可以抉发一些教训。”汉奸们想从中寻找什么历史启示呢？在他们笔下，崇祯成了“有心于救国救民”而又“有心无力的皇帝”。该文从“思宗的经历”中总结的五、六条“教训”，都是为汪伪汉奸的所谓“救国救民的大业”，即继续投降卖国出谋划策的。具有讽刺性的是，该文对清兵入关，缄口不言，讳莫如深。这是做汉奸的苦衷。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大局已定。此文哀叹：“今年也许是一个多所变动的年头儿”，“至于他究竟是变好，还是变坏，那就完全要看人事上的措置是否适当，以为转移了”。[59]流露了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在舞文弄墨的汉奸文人中，对甲申三百周年兴趣极浓的还有周作人。他一会儿骂“李自成本来不是好东西”，一会儿又说清兵入关，是“清兵被吴三桂请了进来”。同时用轻蔑的口吻评论人民的抗清斗争：“就当年事实而论，崇祯与明朝其时已为人所共弃，不，至少也为北京内臣外臣之所弃了”。[60]他的纪念崇祯“殉国”，目的也十分清楚。在同年八月写的《灯下读书论》中，除照例把李自成骂为流贼外，还说了如下一段话：“史书有如医案，历历记着症候与结果，……我自己还说不出读书有何所得，消极的警戒，人不可化为狼，当然是其一，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二，如政府不可使民不聊生，如士人不可结社，不可讲学，这后边都有过很大的不幸做实证。”[61]在日寇铁蹄下，宣扬不可造反，不可结社，不可讲学，无疑是提倡做俯首帖耳的顺民和奴隶。
        历史是一面镜子。对明末农民起义的不同评价，清楚地反映了国民党、汪伪汉奸和以中国共产党人及爱国民主人士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三种不同政治态度。从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明末的历史越来越引起了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党各派的关注，形成了持续达十余年之久的“晚明热”。“晚明热”的出现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在明朝末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过错综复杂的形势：“野蛮部族的入侵，旧统治政权的崩溃，农民大众的起义，这三方面交互错杂，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势，使得在三百年以后还值得我们来重加分析和认识。甲申三百周年祭的意义本不是在于抒发思古之幽情而已的啊！”[62]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明末的这段历史自然容易使人产生历史的联想。“晚明热”本身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汉奸文人对明末农民英雄的污蔑和对明末历史的歪曲宣传，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不应沉默。对于“晚明热”中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必须清算；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应该总结。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这场遭遇战，势不可免。在三十年代，鲁迅曾对《汗血月刊》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批判。[63]鲁迅去世后的四十年代，被周恩来同志雅称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64]的郭沫若便继续进行了这一战斗。当时，郭沫若、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重庆都重视研究明末历史。他们“尤喜读明史，以其亡国覆社，感人之深且切，而其史实之足以资吾人今日之鉴戒者，又至多也。”[65]特别是到了一九四四年，“今年为明朝北京覆亡三百周年纪念年，时人于明清交替之史绩，议论纷纭”[66]的情况下，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明末的历史，已成为摆在马克思史学家面前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了。
        《甲申》是在激烈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环境中产生的。该文以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文风，引证大量的史料，阐明了明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以致亡国，崇祯及其臣属应负主要责任，揭示了与人民为敌，倒行逆施的反动政权必然灭亡的规律，刺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痛处，使其如坐针毡。叶青等人气急败坏地说：“际此甲申之年，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隐射国民政府。郭沫若向来是共产党底同情者，而又薄有文名，自为执行这个宣传政策的适当人物。所以郭沫若底失败主义不过是共产党底失败主义之流露而已。”[67]他还攻击说：“这篇文章对于共产党底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底联想作用。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叛乱，这篇文章就根本是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的。共产党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以延安为根据来‘取天下’，这篇文章就歌颂流寇，尤其那‘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郭沫若语）而称述其胜利。所以《甲申三百年祭》是适合共产党需要的一篇时髦文章。”[68]他们视《甲申》为洪水猛兽，“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69]。由此可见，围绕《甲申》而展开的论战，并不单纯是学术之争。对《甲申》的评价，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环境的。
        陶希圣、叶青等人攻击明末农民起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肆意歪曲历史，把明末的民族悲剧归罪于李自成，借以掩盖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使国土大片沦陷，从而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罪责。叶青胡诌什么，明亡清入而出现的民族灾难，“推其原因，直接的是起于陕北的李自成大乱，即郭沫若之所谓农民运动者。它能亡明而不能抗清，以致李自成变成了为满清开辟来路的另一吴三桂，客观上的吴三桂。所以李自成是民族的罪人。”[70]陶希圣也攻击《甲申》“这不啻是在民族复兴的关头，鼓吹着悲观的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71]按照他们的逻辑，外患严重时不应有农民起义和反抗民族压迫的人民解放斗争，只能听凭反动政府卖国，“外患严重时期底农民运动是引起内乱，消耗国家力量，陷民族于危险境地的，在客观上有汉奸作用，而于它自己亦无补益。”他们叫嚣：“昔也外患严重，今亦外患严重，昔有延安府底李自成，今亦有延安府底‘李自成’。”“陕北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72]为国民党当局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制造舆论。郭沫若以其如椽之笔，透彻地分析了明末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论证了李自成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致，揭示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借污蔑李自成以攻击中国共产党人，是有力的回击。
        《甲申》的最精采之处，是对明末农民起义失败原因作了精辟论述，指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作者通过对李自成起义功败垂成教训的总结，阐述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从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甲申》发表的一九四四年，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事业正处于伟大胜利的前夕。在《学习和时局》中，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已开始布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感情，郭沫若在《甲申》中用充满同情和惋惜的笔触写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这对同样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敲起了警钟，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教育作用。《甲申》从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教训中所揭示的历史启示，十分丰富。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以后，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由于胜利时骄傲，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了群众，忘记了潜在的和潜伏的敌人。从中可看到维护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甲申》发表的一九四四年，经过七年抗战，党内外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对胜利后将遇到的新的危险，缺乏思想准备。时局在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毛泽东同志在给郭沫若信中叙说他这时的心情是：“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73]《甲申》作为党的重要整风文件列入史册，对于全党在思想上团结一致，既不失时机地以全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又切切实实地作好对美蒋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打下牢固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
        《甲申》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归根结蒂是因为作者成功地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了明末的历史，通过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有助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有益于人民的事业。正如《解放日报》“编者按”所说：“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实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对于崇祯的评价，也没有简单化或漫画化。既有肯定，肯定得恰如其分；更有批评，批评得合情合理。既指出了崇祯本人应负的罪责，又点明了明朝覆亡的局面并非他一人所能扭转。《甲申》一文的优点和长处，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74]确实，《甲申》的历史价值正是建筑在科学性基础上的。明乎此，才可理解《甲申》为何能经受住岁月的考验，至今不失其光彩。
         
        作者附记：此文撰写过程中，得到过方诗铭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特此感谢。
         
        ——选自《郭沫若研究》第1辑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读《甲申三百年祭》
         
        施丁
         
        明末的“甲申（1644年）”至今已有350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迄今也已50载。如今回顾明末甲申年的风云变幻，重温郭沫若的《甲申祭》一文，深感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人类文明史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是令人们神清智明的一剂永久有效的良药，值得认真总结。
         
        一、《甲申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主旨
         
        《甲申祭》写道：“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据此可见，郭沫若回味的，主要是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皇朝的统治，而又犯了种种错误不幸失败。这也可说是《甲申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主旨。
        明皇朝统治为什么崩溃了？郭文指出了三点主要的原因：一是“崇祯（帝）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是崇祯帝“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统治者只是搜括肥己而不赈灾救民。三是官府对百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无论是饥荒和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总之，明朝统治者“已腐败不堪”。不仅病人膏肓，难以医治，而且讳疾忌医，怕动大手术。于是，只好崩溃，岂有它哉！
        明朝统治者的腐败确是由来已久。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武宗（1506-1521年在位）沉溺玩乐，不理朝政。宠信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宦官，由他们弄权，害贤任奸，公开受贿。
        世宗嘉靖帝（1522-1566年）在位初时，改革了明武宗时的一些弊政，但也极为有限，而他也是个腐朽之君，崇奉道教，给道士们高官高爵，竟在宫内设坛祭祀道教的神仙，祈求福祉长生，相信符咒法水可以除妖避邪。朝臣对此进谏，无不被革职或定罪。此时内阁展开权力之争，自张璁、桂萼被排挤后，夏言、严嵩等人相继弄权，结党营私。严嵩其人因善制祭神文书，而受嘉靖帝所宠信，任辅相20年（1542-1562年），“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75]，贪污纳贿，任情肥已，成为明代权力最大的奸相。嘉靖帝又好兴土木工程，营造道教建筑。入不敷出，就以各种名目大事搜括，不断增加人民的负担与苦难。于是，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如蓝廷瑞、鄢本恕起义，刘六、刘七起义，还有矿工起义，士兵哗变等。而鞑靼的南下，倭寇的侵扰，又成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正如张居正所说：“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睃民膏，以媚权门。……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76]使人已感到明皇朝的末世来临。
        穆宗在位（1567-1572年）和神宗（1573-1620年）初年，政治上略显生气。这时有个张居正（1525-1528年），政治上颇有作为，对当时的政治颇有促进。在神宗初年，他辅助年幼的万历帝，极力推行改革，主要是整顿吏治，抑制豪强，统一号令，节省财用。他设法改善漕米运输，减少损失。他起用潘季训督修黄河水利工程。他最重要的措施是清丈全国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清出地主豪强大量的隐瞒土地，起到了抑制豪强兼并，减轻农民负担，增加了皇朝收入的作用。
        当时一些既得利益者感到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其利益有很大的抵触，因而加以攻击，神宗也因张居正经常干涉其生活和行动，感到此人“威权震主”，而逐渐厌烦不快。故当张居正逝世，神宗并不惋惜，而似乎快慰，权贵豪强更是横行。于是，明朝的腐朽更是滑坡而不可收拾。统治者们猖獗兼并土地，以剥夺民业为能事。官吏贪黩，贿赂公行，挥霍无度，奢靡成风，道德败坏。清廉者拂袖而去，贪黩者乘风而上。于是民众反抗如火山迸发。末代崇祯帝就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在政治舞台上成为匆匆过客的。
        明朝的腐朽，有个发展过程，当其病情严重时曾经医治，只动动小手术已是怕痛，而到了病入膏肓时虽神医施治也难回春，何况还讳疾忌医，不亡何待！
        轰轰烈烈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战，摧垮了明皇朝，为什么进入北京仅43天就惨败了呢？《甲申祭》指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份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略》）；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又说，起义军退出北京后，李自成又未能采取李岩的正确意见，反而听信牛金星谗言，杀了李岩，酿成“一场大悲剧”。这个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李自成起义军艰苦奋战十余年，几起几落。之所以能胜利进京，主要是顺乎民心，为民伸张正义。自崇祯十六年（1643）始，相继发布“剿兵安民”檄文，提出“均田”口号，采取安民措施，严惩贪官豪强，严肃军事纪律，因而大有起色；自太原向北京进军中，宣传义军纪律和措施：“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77]于是发展神速。
        义军进北京以后，推翻了明皇朝，掌握了国家大权，开始蜕变了。一部分上层分子如牛金星、刘宗敏等开始享乐腐化，争权夺利；义军纪律松懈，甚至有抢劫行为；李自成也不无骄傲情绪，有点忘乎所以。这时候，他们想的不是为民而是为己，做的不是继续奋斗而是享乐受用。他们是“取而代之者”，打倒了明朝统治者，自己做起了大顺统治者，而且是不大高明的新统治者。
        李岩确是起义军中的清醒者。《明季北略》和《剿闯小史》所载李岩谏李自成“四事”，很值得注意：其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意思是，要求李自成不要忙于登帝位，不要深居宫内而脱离义军大众。其二、“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区别对待“贪污者”、“抗命不降者”、“清廉者”。就是要求对明朝官吏中的几种人有所区别，不同对待，不能一概打击或推开。其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这是要严肃军纪，时刻待命，不能因胜而骄，安而忘忧，不能义军不义。其四、“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即要求招抚吴三桂，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都是极为适时而重要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岂料李自成对此谏疏很反感，“不甚喜”，也不施行。这说明此时的李自成思想上已与李岩不一致，而与牛金星、刘宗敏辈同流，尽管他个人品质较好，然思想路线已不对头。诚如郭沫若所说，“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
        可以简要地说，崇祯帝与李自成殊途同归，都是因腐败或腐化，而垮台或失败的。
         
        二、秦末起义军领袖的历史经验教训
         
        农民起义军夺取政权后，能否巩固其所建的政权，与能否不腐化、能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有关系。
        且以秦末起义军三支队伍的史实为例，试作分析。
        陈胜，首先发难，揭竿而起。他出身贫雇农，曾对同伙说：“苟富贵，毋相忘。”起义时号召群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是热衷于翻身而享富贵的。起义后，到了陈城，有了几万人马，就自立为王。起义群众“伐无道，诛暴秦”，乃正义的事情，故社会影响很大，响应的人很多，发展甚为神速。岂料陈胜称王才六个月就失败身亡了。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主要的一条是骄傲、享乐而脱离群众。《史记·陈涉世家》是这么写的：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日：“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78]
        陈胜称了王，生活阔气了，还斩杀故人和将士，完全违背了初衷，走到了自己当初的反面。于是，众离亲叛，身被人害，这支队伍完全失败。
        项羽，楚将项燕的后裔，年少举事，勇武敢斗，与众义军推翻了秦皇朝，进入了秦都咸阳。主持分封诸王，自称西楚霸王，遭到刘邦等人反对，经过数年楚汉战争，被刘邦打得落花流水，自刎于乌江。项羽入关进京，不是安民，不是想着发展事业，而是屠烧咸阳，抢掠货宝妇女东归，是所谓“富贵归故乡”。也就是说，他认为万事大吉了，开始享乐腐化了，回乡安享天年了。其实大胜而骄，很快失去了民心。《汉书·高祖本纪》记载：“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关中人对项羽已大失所望，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项羽这种烧杀抢掠行为，在楚汉相争时也未改变，终至垓下之战而入穷途。
        刘邦，出身农家，曾为乡间小吏。参加起义，约束军纪，首先率领义军攻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深受关中父老欢迎，岂料项羽跑来抢权，主持分封，受其欺压，后经五年楚汉相争，终于打败了项羽。又经几年经营，使汉朝一统天下，逐步巩固了政权。《史记》、《汉书》对此都有较详细的记述，有些片段深切地说明了刘邦成功的奥秘：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79]
        刘邦入关进京，首先不烧杀，不抢掠，又与父老约法三章，注意纪律，注意安民而不害民。于是深受关中百姓欢迎。这与项羽入关进京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始终注意纪律、安民。如收取了关中，“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民得田之”，一反秦政所为，使民得以从事生产。“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所到之处，总要安抚百姓。楚汉之争，强弱的转化，胜败的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肯定与此大有关系。
        （汉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80]
        楚汉相争，刘邦需要百姓负担，而又注意不可加重，政策稳定，工作仔细。这样，刘邦就有个可以依赖的后方，就争取到百姓支持他与项羽相争。
        刘邦称帝后，没有昏昏然享乐腐化，首先想到的是安民，定出政策措施，让士兵复员归家，附着于土地，从事生产，又可减轻国家负担；安抚各个阶层，安定之，消除不安定因素；要求官吏对待百姓言教而不责打；解放一部分卖身为奴者，使其成为平民；对待军吏卒，给予一定的优待。这样，就使社会很快趋于安定，而又避免军士坐享安乐或腐化。
         （汉七年）二月，（刘邦）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81]
        刘邦称帝之后，先是定都洛阳，继又迁至栎阳，再定都长安。几年前，项羽屠烧了咸阳宫室，荡然无遗，长安当时又无像样的宫殿建筑，故丞相营建未央宫，这是帝王必要的门面，“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乃贴切的注释。而称帝已三年的刘邦见到未央宫，不是赞赏，安然享用，却感到不妥。换句活说，刘邦这时所想的，不是摆阔气，讲享乐；而是要求不忘劳苦，不要过分地讲究排场。
        刘邦这些行为和措施，对于其打天下和坐天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汉朝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与此大有关系。
         
        三、朱元璋起事很注意历史经验教训
         
        秦末三支起义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足供后世起义军引为鉴戒。秦末以来有些起义军领袖是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朱元璋是个显着的例子。
        朱元璋参加元末红军不久，接纳了儒生李善长，问以大计，李善长答：“秦乱，汉高（刘邦）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称善”，接受了这个建议。[82]从此，朱元璋常常抽出时间阅读《汉书》，以汉高祖刘邦为榜样，攻取应天（今南京）以为根据地，相继消灭陈友谅和张土诚，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一统天下。
        朱元璋打下徽州时，召见老儒朱升，问以世务。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83]意思是，首先要有牢靠的立足点，不能流窜不定；再就是使民安心生产，要有粮饷储备；还要戒骄戒躁，窥测时机，以为远图。朱元璋颇为注意，实际上以此为进取的战略思想。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成了独占一方的霸主，社会地位已完全转变。他这时与孔克仁商定了“积粮训兵，待时而动”[84]的发展的策略。不久，消灭了陈友凉势力。朱元璋对群臣说：
        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85]
        打败了敌方，又为敌方总结了“骄矜”、“纵弛”以致失败的教训，并要求以为“鉴戒”，这是很有识见的。而这时朱元璋的作为，确与对方不同：
        王师围武昌凡六阅月而降。士卒无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饥困，上命给米赈之，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民大悦。于是汉沔荆岳郡县相继降。[86]
        因为朱元璋安民而不扰民，使民大悦，故长江中游闻风而定。可见，朱元璋战胜陈友谅，是以严明纪律与骄矜纵弛的较量，也是政肃战胜腐败的史例。
        朱元璋非常注意楚汉相争与刘项成败的经验教训。至正二十五年（1365）四月的一天，朱元璋问孔克仁：刘邦何以取得天下。孔克仁答：刘邦“知人善任使”。朱元璋说：
        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勍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87]
        朱元璋所论项羽骄傲暴虐而败亡，刘邦柔逊宽仁而成功，很有识见；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明确自己的“任贤抚民，伺时而动”的策略思想，更是高明。
        至正二十六年（1366）夏，朱元璋传檄声讨盘据姑苏（今苏州）的张士诚，指责其有八条罪状，并声明优待降者，不扰百姓。同时，朱元璋又告谕群臣，必须戒骄，说：
        夫察于亡者然后可与图存，审于危者然后可以求安，彼（指张士诚）昧于安危存亡之几而能有成者鲜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终蹈其覆辙，岂不可惧。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钦哉毋忽。[88]
        徐达等率师出征张士诚之日，朱元璋又召集诸将申明纪律，提出要求，还定了戒约，“命人给一纸”，要求每个将士遵循照办。正因于此，朱元璋军很快地打垮了张士诚，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同时又注意减免赋税。于是，稳定了江左局面。
        朱元璋很注意朴素、节俭，认为“欲心一纵”，就不可收拾，必然会出乱子；又指出上行下效，“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如果上面胡为，必然下面乱来。
        常人之情，往往一旦胜利，便乐而忘忧，安而忘危。朱元璋则及时敲响居安思危的警钟，提出作北定中原争取一统的思想准备，切忌“足于近功而昧远图”。他还告诫群臣：今“非宴乐之时”，要记住张士诚“终日相与酣歌逸乐”的腐败之风以致败亡的教训，引以为戒。[89]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已称帝，他提出反贪倡廉，告谕地方官吏：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睃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泥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害之也。尔等当深戒之。[90]
        意思是，贯彻“生息之道”，还得反贪倡廉，官吏不可害民而肥私。他以元末贪官蠹民为戒，严惩害民的贪官污吏，要求官吏“守己廉而奉法公”[91]。
        为了反贪倡廉，朱元璋拒绝了贡献之物。蕲州地方官进献了竹簟。他“却之”。对人说：
        今蕲州所进竹簟，固为用物，但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92]
        他觉得进献（即送礼）之风不可长，稍不注意，则送礼之风会猛刮起来而不可收拾。
        这时，朱元璋与章溢、陶安等谈论前代兴亡之事。他说：
        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致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者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是者，未有不亡。今日闻卿等论，此实有儆于心。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93]
        章溢等所论，想是意识到功成名就者“骄逸”的严重性。朱元璋理解骄逸的由来与后果十分深刻，指出居高位者易骄，骄者不听善言也不改过；处逸乐者易侈，侈则行为不正而走邪路。他对此注意警惕，以古为鉴。这时，他还主动招谏。他基于“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的考虑，命令把古代“孝行及身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画为图，“以示子孙”，使他们“朝夕观览，庶有所警”[94]可谓用心良苦。后来朱元璋还对刘基谈到“富贵易至于骄奢，骄奢必至于荒纵，未有荒纵而不颠覆者”。故要求即使是治平之世也要“不忘修省”。[95]
        朱元璋曾召集共患难同奋斗的武臣，对他们说：反对和推翻了“骄淫奢侈”的统治者，自身成了富贵者，应当注意前车之鉴，“勿为骄奢淫泆”[96]才能长保富贵。他告诫一些以为天下已定，“唯知享富贵，取娱乐”的昏昏然的将校，应当戒骄戒怠，“居安虑危，处治思乱”。[97]
        朱元璋对奢俭、勤惰问题的认识水平很高，并不时以史为鉴，注意勤俭；但他的地位先后完全转变，既为帝王就再也不可能保持劳动农民的本色，帝王的生活和排场还是非常讲究的，只是不大腐败，尚能保住统治。
        朱元璋临终遗言，说自己统治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98]。这基本上是老实话。可以说，朱元璋一生始终没有骄奢，他对历史经验教训始终切记不忘。他学刘邦，多处超过刘邦。就这点来说，他是了不起的。
        至于他的子孙，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明中叶以降，高层统治者腐败成风，难以收拾，终于被李自成起义军所推翻。
         
        四、赤眉军、黄巢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无知
         
        像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朱元璋在夺取和建立政权过程中那么认真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古代史上实属风毛麟角，大多数起义军领袖往往不重视或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能以史为鉴，他们任意或盲目地行动，终于难免失败的命运。我们试举赤眉军和黄巢为例。
        西汉末年的赤眉军，可说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起义军队伍。他们“以穷困”被迫告反，推举“不知书数”的樊崇为首领，驰骋中原，“所过虏掠”，劫富济贫，发展到数十万大军，攻入关中。因迷信巫言，遂于公元25年立刘盆子为帝，进驻长安，接受更始帝投降。政权既已在握，本该注意建设，与民休息，稳定政局，然而并不如此。据史记载：
        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更相辩斗，而兵众遂各逾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卫尉诸葛稚闻之，勒兵入，格杀百余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独与中黄门共卧起，唯得上观阁而不闻外事。[99]
        赤眉军据长安一年，内部“肴乱日甚”，不能救民于危难，反而害民。刘恭（刘盆子之兄）已感到“赤眉众乱，知其必败”，企图隐退，刘盆子哀泣请求退位。樊崇等人挽留，并作了“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的保证，才勉强地暂时稳住，但不痛改错误，实难长久维持。“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
        不久，外有刘秀所遣邓禹军来攻，内有原更始将李宝的叛变应敌，赤眉军大败，只好于此年12月“引而东归”，大概是想打回老家去。这时“众尚二十余万”，可是沿途溜的溜，逃的逃，心乱而众散；加之沿途遇到刘秀所部的堵击围攻，赤眉军实难维持和振作，只好向驻于宜阳的刘秀投降，威武旺盛一时的赤眉军就此了结。这种历史悲剧，说它与起义军领袖不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有关系，想不为过。
        唐末的黄巢起义军，一度队伍壮大，驰骋南北，可谓波澜壮阔。黄巢于广明元年（880）称王，号“冲天大将军”，署拜官属，建元王霸，开始建立政权。在挥师指向洛阳、长安的过程中，是颇注意自身形象并有一番气象的。请看《唐书·黄巢传》的记载：
        （黄巢）悉众渡淮，妄称“率土大将军”，整众不剽掠，所过惟取丁壮益兵。
        正因如此，自然得到民众支持，队伍必然扩大。队伍壮大了，为大进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黄巢率义军于11月17日入洛阳，秩序井然，接受官吏投降，加以安抚。故社会稳定，百姓安然。如此义军，自然进军神速，势如破竹。12月5日进入长安。唐僖宗吓得逃掉。
        黄巢率义军初入长安，还保持原来的劫富济贫的传统，并宣传安民，表示与唐朝统治者（李家）害民行为决不相同。然而，权位刚到手，黄巢等人生活作风已发生变化，其军纪律也开始败坏。
        （黄巢）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日：“殆天意欤!”……甫数日，因大掠，缚箠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100]
        次年（881），唐军反攻，黄巢军锐气已减，战斗力减弱，处处挨打。长安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日趋尖锐复杂。张直方大耍两面派，表面上降于黄巢为官，暗中却藏垢纳污，把唐宰相崔沆等人藏于私宅。黄巢得之，族诛张直方等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时黄巢已恼怒过火，自是“始酷虐，族灭居人”，对长安市民不做安抚和争取工作，却加以虐待，实际上把百姓推向对立面，而自陷于危境。
        （唐军）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处存不为备，是夜复为贼寇袭，官军不利。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101]
        这事发生于黄巢金统三年（882）二月，也就是黄巢称帝第15个月的事。黄巢这次“洗城”所杀戮的，有说数达“八万人”[102]。如此行径，已无一点起义军的气味。其败亡已可预期。
        果然，黄巢军处处受阻或惨败，朱温投敌，部众心冷。金统四年（883）二月，梁田陂之役，黄巢军大败，伤亡数万人。四月，唐军与黄巢军战于渭桥，“三战，贼三北”。黄巢军因心散已无战斗力。十日夜，退出长安。黄巢自初入长安至此时退出，为时二年又四个月。从此日益下坡，再流寇一年有余，死于泰山狼虎谷。
        黄巢出入长安的情景，历历在目，前后迥异，判若两人。为何如此？因为前后相比，地位大变了，思想也变了，生活腐化了，待民不同了。故以惨败告终。从历史经验教训这个角度来看，黄巢这位“稍通书记”的义军领袖，始终没有阅读《汉书》、《后汉书》等史籍，没有认真思考过刘邦与项羽的得失成败，没有想过刘秀与赤眉军的成败，也没有认真总结现实的经验教教训。他是个历史的盲人。
        李自成的得失成败，大致与赤眉军和黄巢相仿佛，他们都是被迫起事，进取时可谓义师；然占据京师，称王称帝，思想、生活、作风很快变了，昏昏然，腐化了，已无多少义军气味，自然是败亡的结局。在历史经验教训问题上，他们都是无知者，并受到了报应。
         
        五、如今还值得对历史经验教训认真总结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古来许多贤哲因善于学习历史，善于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有益于当时社会，促进了历史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学家如此，成了大史学家；社会实践家如此，成了杰出人物。而历史的盲人，则往往吃了大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与忽视以致造成得失成败的不同结局之情况，确是生动的，耐人寻味的。
        陈胜与项羽，都是胜而骄，骄而败。他们都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刘邦却是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据史记载：
        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率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诚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103]
        这个故事很生动，也很有意义。它说明：（1）刘邦对文化知识与历史经验，有个没有认识到逐渐发生兴趣再到心领神会的过程。（2）能以武力事丁天下，却不能仅凭武力治天下。巩固政权，“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3）历史经验值得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将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应当总结。（4）儒生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5）“左右呼万岁”，即群臣都叫好。统治者有了共识。这样就凝结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贯彻于争天下与治天下的全过程，就发生了特有的奇效。可以说，刘邦及其部下是因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才由弱而强，从而成功的。因此，他才成了一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司马迁写《史记》，对于陈胜、项羽、刘邦等起事的得失成败，都予详细记述，尤其对他们三人是否与能否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了认真而精辟的评论。他写了陈胜称王后，生活阔气了，忘了穷哥儿们，竟然杀了故人和将士，弄得众叛亲离，给予一个结语：“此其所以败也。”[104]这是十分正确的。
        太史公评论项羽，充分肯定项羽反对暴秦的起义和成功，但对他大胜而骄，迷信“力征”，而不虚心“师古”，还归罪于天，作了严肃而中肯的批评。[105]所谓“背关怀楚”，是指责项羽入关后焚烧秦宫，抢掠货宝妇女，富贵而归故乡；所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是批评他居功骄傲，自以为是，而不总结和学习历史经验教训；所谓“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是指责其想凭借武力安坐天下。结果是，仅仅五年，兵败身亡，至死还昏迷而不觉悟。实在可悲！
        他评论刘邦兴汉，将刘邦与项羽作了对比，说项羽“暴虐”；刘邦“行功德”，而使天下安宁。而且从历史大势上立论，认为，周代以来，苟习文法，待民刻薄，秦政更是严刑峻法，显得荒谬。汉兴易变，注意安民，与民休息，这是符合社会需要，顺乎民心的。这是对历史经验教训非常高明的总结。因此，他被誉为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
        赤眉军首领樊崇是历史的盲人。
        黄巢日暮途穷时对部下说：“我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事成不退，亦误矣。”[106]这位历史上曾风云一时的人物之自我检讨，可谓有点自知之明，承认入长安以后有“误”，但究竟误在哪里，他欲吐又吞，还是没有自觉性啊！
        朱元璋重视历史经验教训，有些卓越的见解和认真的实践，令人赞叹。他也确实是个杰出人物。写《明实录》和《明史》的史臣予以记述，虽然不无谀美或过誉之嫌，但总还是有一定依据的。朱元璋起事成功的关键，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顺乎民心，关心农业，提倡节俭廉勤，反对骄侈腐化。
        至于现代，中国往昔的农民起义早已成了古代史，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过时，还应认真总结。
        我们认为，郭沫若对李自成起义进京失败的教训之总结，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故他不愧为大史学家。
        追查50年前情景。陶希圣之流谈起明末“甲申”的历史，破口大骂“流寇”。如果要说这也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那就是反动的唯心史观。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谈到古代农民起义，一方面，指出其革命性，说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另方面，又指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107]这是以唯物史观分析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和最终归宿，是最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古代农民起义，反对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英勇无畏的，但他们不可能推翻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制度，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农民起义的领袖，或在起义过程中被镇压杀害；或受招安；或在胜利时腐化堕落；或是“取而代之”，阶级地位和立场转变，成了封建统治者，这是历史的命运，是历史的悲剧。改变这称历史命运和悲剧，有待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有待于新的阶级的出现，有待于新的先进政党的出现。也就是说，要等待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风暴的到来。
        如今对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就其领袖人物或上层分子取得当时政权之际是否骄忽腐化与成败得失之关系，进行探讨和总结，对于新时期新政权的大小领导者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是值得研究的。郭沫若在《甲申祭》文中总结李自成军进北京后开始腐化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欣赏此文，强调“骄傲”的严重性[108]，并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09]，都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典范。对每个国家干部来说，廉洁而不腐化乃起码的要求；对整个国家政权来说．保证廉勤而不腐败也是起码的要求。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权力要真正代表人民，国家要有健全的体制和功能，干部要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品质，人民要有—定的文化素质及较高的觉悟性，以保证和监督反腐倡廉的贯彻。对于腐化变质分子无情揭露，严惩不贷，以保证国家政权的健康，时时处处以优良的新形象展现于世。
         
        ——选自《郭沫若研究》第12辑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执政规律
         
        马英民
         
        六十年前，郭沫若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一着名的历史篇章。郭文通过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夺取胜利到遭受失败经过的阐述与分析，深刻揭示了一条自古以来的执政规律：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重温这一历史名着，对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起事并打进北京，推翻明王朝，夺取政权，建立大顺王朝；到出关御敌失利，退出京城，并最终失败，可以说是以浓缩的形式，快速演示了一个王朝的兴亡史。这个王朝为什么会“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而进京只有四十天，又在极短的时间内败亡了呢？郭文循着历史的轨迹，寻根探源，明确揭示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
        郭文首先分析了明王朝的覆亡，是因为官逼民反、人心背离的结果。指出，由于当时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以官吏、富家的搜括勒索，从而把“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于是，官府就派兵剿寇。“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到农民起义军对政府军不仅在数量上，在战斗力上也已转为优势时，（明朝廷）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这样的王朝，岂有不亡之理？而李自成起义军的成功，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深得民心。他们早期虽被官府骂为“盗贼”、“流寇”，却已“很能收揽民心”。当时的明臣马世奇曾在《廷对》中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到后来，起义军力量日形强大，李自成也更加注重顺从民意，收取民心。郭文引述《明季北略》说，李自成的谋主李岩劝李自成“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又引《明史·李自成传》：“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通过实施种种“收揽民心”的政策与措施，终于出现了万众归附的局面。由于民心所向，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为众望所归。广大民众“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当然，李自成起义军的成功，与作为领袖的李自成本人的作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李自成的为人……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人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这对于李自成获得下属及民众拥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由上，郭文断言：“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益增长，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这样的革命势力，取得胜利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也恰恰在于，取得了胜利，进京之后，这支起义队伍变了：骄傲、腐败、分裂，脱离民众、侵扰民众而失了民心，从而导致了失败的悲剧。郭文指出：这支队伍进京后，李自成深居皇宫。“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于是，不问民间疾苦，却只顾自己享乐起来。“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由于难以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胜利成果最终毁于一旦。郭文对于这样一场“大悲剧”自然感慨良多：“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人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这说明，如果大顺朝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清军就难以入关，京城未必不能保守；即使退出京城，如听从李岩的意见，前往河南一带收揽民心，积聚力量，继续抵抗下去，起义队伍兴许也不会最终失败。由此可见，脱离民众不能顺民意、得人心，丧失了民众的支持，才是导致大顺朝速亡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个队伍，一种势力，如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真正达成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呢？其要义只能在于能否代表和维护民众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进京前的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末的崇祯皇帝“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明末十余年间，各地灾害频仍，“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真是到了饿殍遍野、人吃人的地步了。官家却全然不顾人民死活，只知严刑厚敛，“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官家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然而，“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郭文引《明季北略》记述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李自成更采纳李岩的主张：“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骄，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人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当时的儿歌也广为流传：“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李自成起义军为了维护民众利益，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军法。郭文引用《明史·李自成传》的记述：“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并引证《甲申传信录》说明，李自成的起义军“‘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
        由上不难看出，明王朝由害民而人心尽失。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维护民众利益，为民排忧解难，而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队伍。
        可是，起义军在打进北京，建立新王朝，成为执政者后，却未能继续其以民利为重的既有作为。它既未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方针政策，也无救助民众困厄的施政举措。相反，却是一些官员只顾自己享乐；几十万大军进京掠抢民财，直接侵害民众利益。郭文引述《剿闯小史》记述：“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虽然李岩等人曾多次谏劝李自成禁兵抢掠，均未被接受，“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凡此种种。这样的新王朝，不仅未能使人民获益，反而使群众蒙害，它怎么能得到京城百姓及全国民众的响应和拥戴呢？
        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出，执政者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在于其主观认识、口头表述如何。如明末的崇祯皇帝“很想有为”，口口声声“申说爱民”，其实恰恰是在害民！而是不仅要看执政者的实际立场如何，即是否真正与民众站在了一起，还要看其是否具备了贯彻、实现这一立场的御宇能力、执政水平、政略艺术。最终，还要通过客观事实，通过民众的亲身体验和感受，通过民意反映和民心向背才能判定。当然，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有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根本、眼前与长远之分的。民众多关注眼前的局部的具体的利益，尤其是其最急迫需要解决的攸关切身利害的问题。这些愿望和要求，也许会更多地以“民意”、“民心”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对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却往往有所忽视。作为执政者，要执政为民，就要清醒地、恰当地处置民众这两方面利益的关系和要求。既注重民众根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又兼顾其眼前的、具体的、局部的利益。要找到并妥善引领民众把握好这两方面利益的契合点。透过这个契合点，去最大限度地为民众谋取利益。而且这个契合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变动的。应该说，要做到上述这一切，需要具备一种很高的执政艺术。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客观事实上的民众利益的代表。大顺王朝建立后，要代表和维护民众利益，就既要考虑民众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又要考虑当前民众之所急，据以确定自己的施政措施。首先，应从民众最为关注、与民众利害最为直接相关的方面做起。譬如：如何消除社会混乱，稳定生活秩序，安抚旧官如吴三桂等人及大赦天下；如何赈济灾民，恤民助民；如何谨防边患，不使人民遭受异族侵凌等。李自成进京后李岩所谏先定仪制、区别对待降官、严肃军纪、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等．都涉及到了上述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强国富民的长治久安之计。如此，也许会使大顺朝立于不败之地。而李自成的起义军进京后，却忽视了上述与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诸多重大问题，而主要做了“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等等情事。这些作法，作为一个新诞生的王朝，也许有其所需，不无道理；与民众利益也很难说全无关系，似也无可厚非。但从执政艺术的角度审视，则显见上述作为不得要领，不是急所，措置失当，而“太不通政略了”。从中也可知李自成的大顺朝远未具备执掌政权的能力和学会治国安民的艺术。这应该也是其快速演示了一幕“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选自《北京党史》2004年第3期
         
         
         
         
         
         
         
         
         
         
        伟大的清醒
         
        刘汉俊
         
        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的入口处，镌刻着一句驰名古希腊世界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用它教育了人类2400多年。
        但是，这句箴言并没有教育好古希腊人。
        公元前338年，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古希腊文明茕茕孑立在落暮的余晖里。城邦政治的混乱、生存环境的险恶、连年不断的征战、没有节制的挥霍、对异族入侵的轻视，使希腊城堡岌岌可危。就在这一年，近亲兼近邻的马其顿完成了对希腊的征服。四年后，马其顿挥师东征，打败了盘踞亚洲版土的波斯帝国，十年征战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但是不停息的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和自然因素，使这个流淌着古希腊文明余脉，不可一世的帝国也最终分裂、瓦解了。公元前30年，罗马人的得得马蹄碾碎了古希腊的最后一个城邦。至此，古希腊文明永远地停留在她的古典时期，辉煌不再。
        古希腊的历史虽然如钟停摆了，但她告终的余音仍然缭绕在世界文明的长廊。
        不长记性的，不止是古希腊人，也包括征服了古希腊的古罗马人。
        罗马帝国从兴起到鼎盛，历经了千年的奋斗。公元2世纪，这个帝国的疆域西起不列颠，东到叙利亚，北起莱茵河与多瑙河，南达北非，可谓帝业显赫。但是，庞大的帝国渐渐出现了朝政失修、公德丧失、宫廷内乱、赋税沉重、民怨鼎沸、军队溃散的现象，终于走上了从恢弘与荣光到衰落与沉寂的不归之途。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80年后的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被日耳曼族人罢黜；公元1453年，一度辉煌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也为奥斯曼帝国所灭。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罗马帝国的溃败也非一役之故。
        无论是辉煌的文明，还是庞大的帝国，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就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这是神谕的判断，也是箴言的规谏，指出了人性的弱点。古今中外，重蹈覆辙者不在少数。
        唐朝之后，中国经历过一个纷扰割据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这期间公元908年的某一天，进入弥留之际的晋王李克用取出三支箭交给儿子唐庄宗说，梁、燕、契丹是我的遗恨，你不要忘记为我报仇。唐庄宗牢记父志，将三支箭祭在庙堂，每次出征必用锦囊负箭前行。讨梁、伐燕、灭契丹后，唐庄宗告慰先王，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是仇敌已灭、天下既定的唐庄宗变得狂妄自大起来，他放任伶人，疏于治政，盘剥百姓，导致王权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最后落得个身死国灭贻笑天下的结局。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有感于此，发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一声警醒千古的长叹。
        中国历史，为欧阳修的长叹积累了太多的例证。秦始皇始而开疆扩土一统天下，继而骄奢淫逸劳民伤财而被指为暴君；隋炀帝始而兴修运河打通丝绸之路，继而急功近利不惜民力导致了国破身死；唐玄宗始而任贤用能励精图治，继而沉溺声色听信小人引发了安史之乱由盛转衰。戚戚涛声犹在，历历殷鉴不远。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政治集团，成功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失败的教训如出一辙。此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满招损，谦受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卧薪尝胆”、“悬梁刺股”，“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历鉴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数的醒世恒言如闪烁的夜航灯，恭立在历史长河的暗礁险滩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源流和景观，长波万里，伏脉千年。
        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了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建立了大顺朝。他有打江山的雄才伟略，却没有守江山、治江山的本领，疏于吏治，轻于关防，脱离民众，军纪懈怠，最后被明将吴三桂和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联手打败。1944年，郭沫若为此发表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读后大为赞赏，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让全体党员学习领会，要求“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基于李自成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我们党生于忧患，长于危机，从中国文化和理想信念中凝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一种可贵的品质。90年来，每一次对重大历史任务的担当、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每一次对科学真理的探索、对实践道路的选择，每一次对正确方向的判断、对失误错谬的纠偏，都来自清醒的认识。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应毛泽东之约到延安杨家岭窑洞长谈，说到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大多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慨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诞生之初的小党，到建党90年、成员8000万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在自省、自警、自律中一路走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懈怠。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更是政治上的坚定和清醒。这种清醒来自科学、理性、机制，更来自信仰、理想和胸怀。
        革命需要清醒，建设更需要清醒。在危机四伏中保持清醒容易，在太平盛世时保持清醒则难。硝烟散尽枪炮声歇，一些人在失去了敌人的同时丧失了目标和斗志，走失在价值观的迷宫，陶醉在管弦丝竹的氤氲，被糖衣炮弹和温柔杀手瞄准，被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打倒，被自己肆意滋长的思想杂草埋葬。清醒是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的状态，面对旗帜、道路、体系、制度等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摇摆、怀疑，不能言不由衷行不给力；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不能置若罔闻坐视不管；面对社会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不能视民如草芥漠然而处之；面对西化分化中国的觊觎、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应该像战争年代一样，睁着眼睛睡觉。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是非曲直黑白良莠的论争和纷扰，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什么样的党的清醒。当改革步入深水区，江泽民告诫全党，“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同以权谋私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斗争”，“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种清醒是对党的宗旨的坚守，对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深刻认识。苏联亡党亡国的丧钟，如雷在耳。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我们党正“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的今天，我们党敲响的又一记警钟，是环望全球凉热、风景这边独好时可贵的清醒，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标志！
        自律是自强的前奏，清醒是复兴的开始。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国歌》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含泪低吟、永远记取的警句。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那一天！
         
        ——选自《党建》2011年第8期
         
         
         
         
         
         
         
         
         
         
         
         
         
         
         
         
         
         
         
         
         
         
         
         
        郭沫若诗歌、散文
         
         
         
         
         
         
         
         
         
        述怀  和周二之作三首
         
        岱宗不云高，
        渤澥终犹浅。
        寸心不自持，
        浩气相旋转。
         
        练就坚铁心，
        灼热终不冷。
        我亦无特操，
        行同身外影。
         
        彭祖寿如夭，
        殇子寿终老。
        宏道斯足荣，
        何用泣秋草。
         
        《述怀》一诗，是一九一二年秋，郭老在成都府中学堂读书时，给周二的和诗。周二系郭老同学，有关此人与郭老交往的情况，尚待查考。
        当辛亥车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盗窃后，继续推行着丧权辱国的政策，中华民族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郭老怀着寻求革命真理，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宏大志向，借和诗抒发了自己对腐败社会的憎恶，以身殉道、死也光荣的伟大抱负和“灼热终不冷”的坚毅信心。
         
        〔岱宗不云高，渤澥终犹浅〕  岱，太山，即泰山。宗，言其为诸山所宗。渤澥，即渤海。这两句的意思是：泰山也不算高，渤海也不算深，终归还浅，岂能与人的志向相比。
        〔寸心不自持，浩气相旋转〕  寸心，方寸之心。杜甫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自持，不能克制自己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像浩气在胸中盘旋，不能克制。
        〔我亦无特操，行同身外影〕  特操，就是独特的节操。行，就是所作所为。这两句的意思是：我也没有独特的节操，但我的行为和志向，如影随形，言行一致的。
        〔彭祖寿如夭，殇子寿终老〕  彭祖，传说中的上古老人，活了八百岁。殇子，未成年而死的人。这两句诗的意思犹俗语说的：“有志不在午高，无志空长百岁。”年龄活得大和活得小不算什么问题，主要是要看你活得有没有意义。
        〔宏道斯足荣，何用泣秋草〕  宏道，就是恢宏大道，以身殉道的意思，这里指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两句的意思是：以身殉道，牺牲了个人也很光荣。无须为秋草的零落悲哀。《古诗十九首》：“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这里反其意而用之。
         
        ——选自《郭沫若少年诗稿》
         
         
         
         
         
         
         
         
         
         
         
         
         
         
         
         
         
         
         
         
        落叶语 
         
        晨兴理花径，
        把帚立阶隅。
        骚骚风过处，
        落木声如呼：
        “在昔春夏交，
        骄阳力可虞。
        於时啮臂出，
        阴翳怜清腴。
        何当秋节至，
        哀我根本枯。
        誓将此寸躯，
        化作泥与涂。[110]
        泥涂岂空化，
        还以沃根株。
        君岂无根生，
        我复当何辜。
        如何夺我志，
        空令填沟渠。”
        草木有苦心，
        世人知也无？
         
        ——选自《〈女神〉及佚诗》
         
         
         
        水牛赞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你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坚毅、雄浑、无私，
        拓大，悠闲、和蔼，
        任是怎样的辛劳
        你都能够忍耐，
        你可头也不抬，气也不喘。
        你角大如虹，腹大如海，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
        你于人有功，于物无害，
        耕载终生，还要受人宰。
        筋肉肺肝供人炙脍，
        皮骨蹄牙供人穿戴。
        活也牺牲，死也牺牲，
        死活为了人民，你毫无怨艾。
        你这和平劳动的象征，
        你这献身精神的大块，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水牛，水牛，我的好朋友。
        世界虽有六大洲，
        你只有东方才有。
        可是地主们，财东们，
        把你看得丑陋，待你不如狗。
        我真替你不平，希望你能怒吼。
        花有国花，人有国手，
        你是中国国兽，兽中泰斗。
        麒麟有什么稀奇？
        只是颈长，腿高而善走。
        狮子有什么德能？
        只是残忍，自私而颜厚。
        况你是名画一帧，名诗一首，
        当你背负着牧童，
        让他含短笛一支在口；
        当你背负着乌鸦，
        你浸在水中，上有杨柳。
        水牛，水牛，我的好朋友。
         
        1942年春
         
        ——选自《蜩螗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橘颂》今译 
         
        自然母亲给我们一株好的果树，
        它的名字就叫着橘柑，是的，橘柑。
        它诚实地生长在这南方的土地，
        深深地爱好这个乡土，不能变迁。
        绿的叶，白的花，多么的好看。
         
        枝头高高，刺棘尖尖，圆果团团。
        外表是青黄相间，色彩斑斓，
        内心是纯洁无垢，圣者一般，
        香味是那样的馥郁，无可非难。
         
        啊，年轻的朋友，你的志向
        与众不同，和这橘柑相仿，
        我喜欢你能够独立自主，不肯彷徨，
        你也深深地爱好这个乡土，孤芳自赏，
        你能不同乎流俗，但也不流于放荡。
         
        我希望你不要走入歧路，保守着你的精神，
        你不要存自私的念头，要象那自然母亲。
        让时辰不断地流去吧，但我们有不变的友情，
        我们要不偏不倚，坚定着我们的信心。
        你的年纪虽小，但可以做我的老师，
        只要你能把古时候的伯夷作自己的典型。
         
        ——选自《蜩螗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题画梅二首
         
        一
         
        瘦骨凌寒意不孤，
        一花于唱万花喁。[111]
        年年相似君休怪，
        只要冰霜岁岁俱。
         
        二
         
        饱历冰霜伴碧苔，
        本无孤峭在根荄。
        朔风不到人间后，
        日日江头映水开。
         
        1945年3月7日
         
        ——选自《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咏兰
         
        泽国孤臣[112]邈，
        澧兰尚有香。
        年年春日至，
        回首忆高阳。[113]
        香本无心发，
        何须譬作王？[114]
        寄言谢君子：
        实在不敢当。
         
        1945年3月7日
         
        ——选自《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拟屈原答渔父辞
         
        平生契稷志，
        无意学庄老。[115]
        所谋道不同，
        隔叶鸣黄鸟。
        君有水上舟，
        飘浮任潦倒。
        我有水中室，
        荷盖甚精巧。
        出世君如尘，
        飞扬随风袅。
        入世我生根，
        化为泥与草。
        芙蕖发幽香，
        光争日月皎。
         
        1944年4月10日
         
        ——选自《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咏水仙
         
        羞作桃李姿，
        天然见娟媚。
        滢滢水一盂，
        蜂蝶不容醉。
        清韵绝尘滓，
        幽香来梦寐。
        谁知花蕊心，
        乃有离人泪？
         
        1943年3月30日
         
        ——选自《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题画莲
         
        亭亭玉立晓风前，
        一片清芬透碧天。
        尽有污泥能不染，
        昂头浑欲学飞仙。
         
        1942年9月18日
         
        ——选自《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倔强赞 
         
        守正不阿，
        是谓倔强。
        初必勉强而行之，
        继则习惯以为常。
        卷之殊不容于一握，
        放之却弥塞乎八荒。
        有偏有党，[116]
        不大至刚。[117]
         
        1942年2月15日
         
        ——选自《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南下书怀（一、二）
         
        一
         
        圣凡同一体，
        死有重于山。
        舍生而取义，
        仁者所不难。
         
        二
         
        忧患增人慧，
        艰难玉汝成。
        死灰犹可活，
        百折莫吞声。
         
        1937年12月在香港
         
        ——选自《汐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题《革命烈士诗抄》 
         
        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了党员烈士四十多位的遗诗，编为《革命烈士诗抄》，并详加注释。血晶铁韵，万代楷模。读罢清样后题此。
         
        血性文章血写成，
        党人风格万年贞。
        丹砂粉碎丹仍在，
        铁链煅成铁愈铮。
        龙战玄黄禹甸赤，
        鸡鸣风雨舜天晴。
        头颅换得金星五，
        满地红旗众手擎。
         
        1959年3月2日
         
        ——选自《潮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
         
         
         
         
         
         
         
         
         
         
         
        卜算子
        ——咏梅
         
        曩见梅花愁，
        今见梅花笑。
        本有东风孕满怀，
        春伴梅花到。
         
        风雨任疯狂，
        冰雪随骄傲。
        万紫千红结队来，
        遍地吹军号。
         
        1962年1月30日
         
        ——选自《东风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 
        （满江红）
        ——一九六三年四月六日为《解放军报》作
         
        不染纤尘，
        南京路
        八连皎皎。
        尽教你，
        染缸多大，
        糖衣多巧。
        移凤易俗雄心壮，
        纸醉金迷魔力扫。
        一分钱
        点滴也归公，
        人皆晓。
         
        克勤俭，
        不骄躁；
        忘私念，
        遵党教。
        忆长征，
        曾食草原青草。
        地上乐园凭创建，
        门前王屋能移掉。[118]
        六亿人
        都学好八连，
        人人好。
         
        ——选自《沫若诗词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
         
         
         
         
         
         
         
         
         
         
         
         
         
         
         
         
         
         
         
         
         
         
         
         
         
         
         
        慰劳工作
         
        靠着“七七”献金，我们成立了一个慰劳总会，统筹一切的慰劳工作。这个会由公私机关合组而成，是一个民间团体的形式，但事实上是由三厅在主持。会长是陈诚，副会长是马超俊[119]和我。后来移到重庆，由于社会部成立，又加上一个副会长谷正纲[120]。一九四○年八月三厅改组，结果这个会便被谷正纲抢去了。
        整个地说来，慰劳总会在抗战期间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其所以然的原故，当然要感谢武汉三镇的爱国市民，为了保卫大武汉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心血。武汉三镇后来虽然并没有保卫好，在“七七”纪念之后仅仅三个半月便沦陷了，使三镇的爱国同胞们遭了敌伪的蹂躏，而且受难了七年，但我今天敢于负责的说：爱国同胞的“七七”献金，在慰劳总会的支配下，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
        在我个人所负责处理的范围内，有几笔大数目我记得很清楚。
        一笔是请准了二十万元的外汇，到香港采办医疗器材和药品，这是当时前方所急需的。尤其象奎宁丸，虽然是很普通的药，但受着敌寇封锁，却非常缺乏，差不多宝贵得就和珍珠一样。
        那时是阳翰笙和程步高[121]担任了这项任务。同时我还请他们多带了十万元的法币，在广州各地采办普通的慰劳物品，这要算是第二笔。
        第三笔是在九月中曾经组织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南战场是陈诚所主持的第九战区，北战场是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我们用现金慰劳，各战场送了五万元。钱是由慰劳团亲自送到前线交给司令长官的，下落是怎样，我们就不敢保险了。
        这三笔经费的用途，主要是出于我的主意，故我记得很清楚。其它六十万左右的用途，都是有过报告的。好在慰劳总会是各机关、各团体所共同组织的，而且还有审计处的代表在内，金钱出纳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倒在个人经手采办物品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揩油。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敢说我们能够绝对保险。
        但关于阳翰笙，程步高所经手的一件，那要算是数目最大而且最容易舞弊的一件，却是点滴归公，一本万利，劳苦功高，令人感谢的。
        两位的到达香港似乎是九月初头的事，他们把物品采购停当，正要启运的时候，不幸广州突然沦陷了（十月二十一日）。于是我便叫他们索性购买十部卡车，并载足充分的汽油，改由海防入口，把物品运至昆明，再由昆明运至重庆。
        这是很麻烦的一段工作，足足费了半年多的工夫才算完成了。
        这的确是阳、程二位的一件大功劳，虽然他们在胜利后并没有得过什么“胜利奖章”，但谁能够抹杀这两位的成绩呢？
        请想想看吧，他们用二十万元外汇采办的东西，到了重庆，时价已经要值五百多万了。连张厉生都非常高兴，把这件事情向“领袖”报过功，而且在军事委员会的会报上作为政治部的工作夸过大嘴的。
        请想想看吧，那些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后来是分成了十一份，十个战区各一份，陈诚替他在恩施办的联合中学要了一份去。[122]各战区的是由一九四○年南北两慰劳团带去的。那究竟安慰了多少战土？
        请想想看吧，抗战中各机关在香港采办的物资，堆积在香港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海防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昆明更不知腐烂了多少！然而阳、程二位所采办的物品却确实的到了重庆，而且确实的到了战区。
        这假如不能算是功劳，至少总不能算是罪过吧？——嘿嘿，然而妙处就在这里，恰恰是认真办事的人，就是值得怀疑的“坏分子”，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尺度。阳、程两位是太认真了。假使聪明得一点，索性把那些东西吃掉，或者转一个手，或者在昆明什么地方开它一个西药店，我敢于保证：他们一定是获得了双份“胜利奖章”的。
        不管怎样，我敢于向武汉的爱国市民们说出这样的一句；你们的血汗钱并没有白费。
         
        ——节选自《洪波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
         
         
         
         
         
         
        读了陶行知最后一封信 
         
        今天（七月卅日）在报上得读陶行知给几位朋友的最后一封信，愈加感佩他为青年们设想得怎样周到，并表现得怎样独创。
        他在“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23]之外加上“达者不恋”，又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加上“美人不能动”，真真是足以使人惊心警目。
        肤浅地看，会觉得是蛇足：因为“达者不恋”已经包括在“智者不惑”里面，“美人不能动”已经包括在“富贵不能淫”里面。但在今天陶先生一定要把这色戒特别注意地揭橥出来，正表示着他的苦心婆心。
        在敌伪统治时代，敌伪主要的统治手段之一便是利用色情来蛊惑青年。这风气一直到今天都还弥漫着，在上海满坑满谷的黄色刊物便是比什么也还要明显的证明。今天这些刊物，不仅在上海畅销，而且畅销到内地。在表面上虽然也听说在取缔，而实际上是取缔其它正派刊物的幌子，它们在暗默里是受着保护的。
        如今是手段多端。有经济封锁，使你移于贫贱。有利禄收买，使你淫于富贵。有政治暗杀，使你屈于威武。有思想统治，使你惑于宣传。而最厉害的恐怕还是有色情引诱，使你动于美貌。一方面是放任你去糜烂，另一方面是有积极性的勾引，这实在是值得我们青年们特别警惕的事。
        但我要替陶先生加一些转语。陶先生的教训应该是适用于男女青年的。所谓“美人不能动”的“美人”不该专指女性（古时言“美人”不分男女性别），如果改成“色情”或许会更含盖一些。又如“达者不恋”也并没有否认正当的恋爱情绪。譬如应当忧而忧，不失为仁者，仁者是“忧以天下”[124]的。应当惑而惑，不失为智者，智者是以“不知为不知”[125]的。应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勇者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126]的。那吗应该恋而恋，亦不失为达者，达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27]的。可惜陶先生不能再起，我不能把这些意思就正于他了。
         
        1946年7月30日
         
        此文发表后，沪上某报有人撰文，谓“达者不恋”乃不恋栈之谓。这是自作聪明，没有考虑到陶先生写这信的动机，且将“美人不能动”一句直视无睹。我也可以自作聪明一下，替聪明人作一点补充：“美人”者何？美国人也。“不恋”者何？不恋爱美国之金元也。如何？
         
        1947年3月15日
         
        ——节选自《天地玄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
         
         
         
         
         
         
         
         
         
         
         
         
         
         
         
         
         
         
         
         
         
        序《民主化的机关管理》（节录） 
         
        值得慨叹，我们中国人近来被人叱斥为不懂科学，不懂民主，甚至是全面的腐化无能。我们中国人真真是这样吗？不，决不！不懂科学和民主，全面地腐化无能的，不是中国人民，而只是少数的“自私自利”之徒。但不幸的是这“自私自利”的闰统却掌握了中国政权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使中国人民的能力，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作充分的施展，因而我们是显得落后了。然而，人民是全智全能者，“三个臭皮匠，赛得过一个诸葛亮”！假使嫌这话不雅驯，那也不妨从书本子上引些话来雅驯一下吧：
        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
        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
        ——《吕氏春秋·孟夏纪·闲众篇》
        中国人知道得民主原理已经在两千多年以前，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但我们今天也深深地明白了，我们的少数人之所以腐化无能，就是因为“自私自利”，不能够用众。众是最有勇力，最有明智的，不能够用众岂不成为最庸弱而无能吗？因而我们倒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最大的独裁者便是最低的无能者。
        中国人民是有资格谢却“腐化无能”的叱斥的。如其不信，请看中国人民能够作主之后的中国吧。那将表现为：不仅是一个点缀的“田纳西”（T．V．A．）[128]，而是全面化的“田纳西”。
         
        1947年9月16日
         
        ——节选自《天地玄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
         
         
         
         
         
        陶行知先生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1．他有信仰，不是信仰神，而是人民。
        2．他能够把自己忘掉，专门替人民谋利益。把生活水准放得很低，与一般的穷苦青少年共同甘苦，但也并没有到狂简的地步。
        3．替人民谋利益并不是盲目的，感情的，而是有目的意识，有计划的。他采取了教育事业，便在这一项事业上劳心劳力，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不必每一个人都要搞教育，但最值得学习的是这种明智的献身精神。
        4．他能够经得起折磨，打击，毫不灰心，毫不畏缩。但他处事接物也并不燥进操切，总想减少阻碍，免使弄成僵局。能屈能伸，不卑不亢，最宜学，也最难学。
        5．他的诗文是真感情，真见识，而能够摆脱文人习气，平易近人地用现成话表示。排除了不必要的矜矫持短饰，因而也就每每恰到好处。
         
        ——选自《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下册
         
         
         
         
         
         
         
         
         
         
         
         
         
         
        屈原假使生在今天 
         
        屈原假使生在今天，他会是怎样的一个诗人？这个问题我想请大家来答，但不妨先写出我的答案。
        我认为他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的答案？
        第一，屈原生前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人民诗人，他的意识充满着人民的疾苦，他的诗体效法着民间歌谣，他在替人民呼吁。并唤醒人民，引着人民向理想的境地前进，他如生在今天必然更坚决地走着人民的道路，为解放人民而贡献他的一切。
        第二，他有决不妥协的性格，高宫厚禄不能笼络他，流窜戮辱不能屈服他，困苦颠沛不能磨折他，他坚决地反对当时的暴秦，反对楚国的腐化，反对一切的第五纵队。他如生在今天必然更坚决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附庸。
        第三，他热情洋溢，意志坚定，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因生在两千多年前，人民的觉醒还没有十分成熟，所以使他感觉着孤掌难鸣，跳到汨罗江里去激起人民情绪的波浪。他如生在今天，看见中国人民这样英勇奋发，彻底进行着执行三反的革命战争，他必然跳进那革命的洪流里面，走在大浪子的前头。
        这些当然都是我的想象，但决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也决不是百无聊赖的幻想。
        老实说，假使屈原生在今天不能成为这样的诗人，那他根本就没有值得纪念的价值了。
         
        ——选自《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下册
         
         
         
         
         
         
         
         
         
         
         
         
         
         
         
         
         
         
         
         
        郭沫若题词、对联
         
         
         
         
         
         
         
         
         
         
         
         
         
         
         
         
        名关难破四条屏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害为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粗而易见，名之害细而难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轻利。至于名，非大贤大智者不能免也。思立名，则故为诡异之行；思保名，则曲为遮掩之计。终身役役于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举世无有不好名者，因发长叹。坐中一人曰：不好名者唯公一人而已。老宿大悦，不知已为所卖。名关之难破如是。
         
        [说明]
        郭沫若1939年回沙湾省亲时为胞弟郭开运题写。语出明代高僧莲池大师（1535-1615）着《竹窗二笔·好名》，有出入。郭开运（1895-1971），字翊昌，沙湾小学第一任校长。
         
        [注释]
        自好：犹言自爱。《孟子·万章》：“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意思是说：卖掉自己来成全君主，乡里一般洁身自爱的人都不做。
        役役：形容劳苦不休。
        老宿：指高僧。如苏轼有诗云：“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也指年老有德的人。
         
        ——选自《郭沫若书法集》
         
         
         
         
         
         
         
         
         
         
        录王阳明句
         
        阳明先生曰，今人有病痛只是个傲，千罪百恶皆从傲字上来，傲则自高自大、自满自足，见得自己皆是，别人皆非，一毫不肯屈下于人，遂断送了一生。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臣而傲，必不能忠；为学而傲，必不能成。天下莫大之患皆起于须臾之不忍。故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触忤，斯能做人所不能做之事业。
        橙坞大哥素有朱文公格言悬诸堂次，三侄培谦谓余，曷不选录一轴以为配，因从峨眉购纸归。余感其意，特书阳明先生语录一则，惜不能楷书为憾耳。
         
        [说明]
        郭沫若1939年回沙湾省亲时为侄子郭培谦题写。语出王阳明着《书正宪扇（乙酉）》，有出入。郭培谦，字宗益 ，郭沫若五哥郭开佐之子，历任文工会办公室主任秘书、群益出版社首任经理、乐山县副县长等职。
         
        ——选自《郭沫若书法集》
         
         
         
         
         
         
         
         
         
         
         
         
         
         
         
        博施于民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此，与修已以安百姓之工夫同等。
         
        [说明]
        1940年代为邓本殷题写。语出《论语·雍也》，有出入。邓本殷（1879-？），广东防城（ 今属广西）人。曾任清军管带，广东警卫军营长、帮统。1918年随粤军援闽，任第四支队司令。粤军返粤后，任粤军第六支队司令兼琼崖善后处长。1921年5月，任粤军第四独立旅旅长。1922年乘陈炯明叛乱之机，独霸南路，组成八属联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1925年4月，被北洋政府封为广东南路八属督办，授植威将军。1925年10月率部进犯广州，被国民革命军击败，溃逃海南岛。1926年2月革命军渡海入岛，所部八属联军被全歼。失败后逃到上海，不久对外宣称不治而逝。抗战爆发后，在无锡梅村一带建立江浙游击军抗击日伪军，所部编入“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二支队”，邓本殷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副司令，后因故辞职离开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后来改编为着名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抗战结束后，邓本殷移居上海，解放前夕接受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领导，在上海组织地下军，并参加了上海民革的筹建工作，解放前才移居香港，后不知所踪。
         
        [注释]
        博施：博，广泛、普遍；施，施予。
        济众：周济大众。
        尧舜其犹病诸：病，忧愁，担忧。诸，“之乎”的合音字。这句是说，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是感到很为难的。
         
        ——选自《郭沫若书法集》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至公无私有类于赤（子），纯洁无垢有类于赤子，心如明镜以物为法有类于赤子。
         
        [说明]
        1940年代为大城题写。首句见《孟子·离娄下》。大城待考。
         
        [注释]
        大人：品德高尚的人。
        赤子：刚出生的婴孩。
         
        ——选自《郭沫若书法集》
         
         
         
         
         
         
         
         
         
         
         
         
         
         
         
         
        东风永健
         
        艰苦朴素，勤学苦练，
        团结友爱，东风永健。
         
        [说明]
        1963年10月25日，郭沫若观看东风剧团演出《虎符》后题写。河北邯郸东风豫剧团是豫剧界非常有名的剧团，开创了豫剧的“北派艺术”。1959年，郭沫若亲自为其题名“东风剧团”。
         
        ——选自《郭沫若书法集》
         
         
         
         
         
         
         
         
         
         
         
         
         
         
         
         
         
         
         
        志正八言联
         
        志圆行方胆大心细，
        正谊谋利明道计功。
         
         
        [说明]
        该联题赠石磊。题写时间待考。石磊待考。
         
        [注释]
        志圆行方胆大心细：语出（后晋）张昭远等着《旧唐书·孙思邈传》：“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圆，圆满、周全。方，正直，不歪斜。
        正谊谋利明道计功：语出（汉）班固着《汉书·董仲舒传》：“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锺士懋着《送郑先生之昌国训导序》：“以其计功谋利之心，而任之以正谊明道之责……”谊，通义。很明显，郭沫若更赞同锺士懋的观点。
         
        ——选自《郭沫若书法集》
         
         
         
         
         
         
         
         
         
         
         
         
        给志鸿、嘉琳
         
        要光明正大 大公无私
         
        [说明]
        1977年春为郭志鸿、嘉琳题写。郭志鸿为郭沫若、安娜幼子，嘉琳即顾嘉琳，为郭志鸿妻子。
         
        ——选自《郭沫若书法集》
         
         
         
         
         
         
         
         
         
         
         
         
         
         
         
         
         
         
         
         
         
        《湖心亭》城隍庙门联
         
        你的打算非凡，进一位退一位，谁料全盘都是错。
        我却模糊不得，有几件记几件，后来结账总无差。
         
        [说明]
        《湖心亭》是郭沫若一九二六年间的一篇小说，通过主人公“我”寻访上海城隍庙后的湖心亭的经历见闻，反映旧中国大城市的贫穷、落后、庸俗、污浊。为了增加情趣，丰富内容，作品在写主人公来到城隍庙前的时候，特意构思了门顶上悬有一道算盘和庙门上刻有这副对联的细节。对联的构思别具匠心。上联含意是说：为人处事，自命不凡，耍小心眼，打小算盘，往往适得其反，最后自食其咎。下联用因果报应说明：天理昭彰，神明不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启示人们扬善惩恶多做好事。对联深含哲理，却以口语形式出之，寓庄于谐，幽默含蓄，耐人寻味。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读《庄子》集古句
         
        内圣外王一体，
        上天下地同流。
         
        [说明]
        此联见于郭沫若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郭沫若在文中说到自己少年时代爱读《庄子》，崇尚王阳明，倾向泛神论的思想，当时曾选古句集成这副对联。王阳明即王守仁，浙江余姚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曾筑室于家乡的阳明洞中，故世称阳明先生。
         
        [注释]
        内圣外王：道家的政治思想。谓统治者应外居君主之位，内具圣之才德，以推行自然无为的政治。《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后来儒家也标镑“内圣外王”，则指的是内具圣人之德，外行“仁政”之道，与道家的本义不同。一体，指内外统一于一体。
        上天下地同流：语出《孟子·尽心上》：“上下与天地同流。”这里引句的意思，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刁录》）的意思相类。同流，这里是同类、一体的意思。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张可源
         
        意志修则骄富贵，
        道义重而轻王公。
         
        [说明]
        张可源，号百川，郭沫若的长兄郭开文的外甥，是郭开文的次女郭瑜之子。一九三九年七月五日，郭沫若的父亲以八十六岁高龄病逝，郭沫若偕于立群于七月十一日奔丧回乡，在乐山居住月余，期间为张可源撰写了这副集句对联，从政治修养方面、表示对晚辈的亲切关怀。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张肩重
         
        道义能担肩似铁，
        精神不动重如山。
         
        [说明]
        一九三九年九月，郭沫若从乐山返回重庆。张肩重汇报“全国寒衣总会”监制暑衣的工作，趁便向郭沫若索求联字对联，郭沫若当即挥笔。对联对张肩重同志的精神品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注释]
        道义能担肩似铁；这是化用革命先烈李大钊手书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上联之意。（按，李大钊此联系化用明朝嘉靖年间名士杨继盛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革。”）上联称赞张肩重能担负革命道义的重担，联中嵌“肩”字。
        精神不动重如山：下联赞扬张肩重具有坚定的革命气节，联中嵌“重”字。张肩重在三厅是郭沫若同志的得力助手，承担着繁重的后勤工作，有时还代表郭沫若出席会议。一九四○年九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郭沫若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郭沫若当即宣布辞职，以表示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议。当时张肩重和三厅其他一些同志亦立即辞职。继任三厅厅长的何浩若曾以科长职衔拉拢张肩重，张坚词拒绝。郭沫若对此很满意，认为这是三厅同志同甘苦、共患难精神的表现。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魏蓉芳
         
        莫学芙蓉空有面，
        应效芬芳发自心。
         
        [说明]
        这是一九四○年秋写给侄媳魏蓉芳的嵌字对联。魏是郭沫若的侄儿郭培谦的爱人。据魏蓉芳同志回忆：一九四○年的一个秋夜，郭沫若、于立群、郭培谦和她四人在书房摆龙门阵（四川方言：闲谈聊天），当时她穿了一件细料花衣服很显眼。谈话中郭沫若教育她说：“重庆是个花花世界，环境是很复杂的，生活要朴素。”又说：“你还年轻，不懂事，不能像芙蓉啊！”说完信手写了这副对联。（《在郭老身边的日子里》，裁《乐山报》一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注释]
        芙蓉：荷花的别名，即芙蕖，见《尔雅·释草》；又指木芙蓉，是一种落叶灌木，秋季开花，花冠呈白或粉红色，栽培供人观赏，见《本草》。此指木芙蓉。五代时蜀帝曾在成都城上遍植芙蓉花树，故成都有“英蓉城”之称（简称蓉城）。古典诗词中，芙蓉经常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如白居易《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
        芬芳：香气，比喻品德美好。东汉崔瑗《座右铭》：“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上联嵌“蓉”字，下联嵌“芳”字。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翁植耘
         
        励志读书如种植，
        洁身藻德似耕耘。
         
        [说明]
        一九四○年九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派亲信何浩若担任厅长，并下手谕强迫各单位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何到任后召集三厅人员开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郭沫若立即针锋相对慷慨陈词；“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宣布辞职。在郭沫若大义凛然的感召下，三厅同志纷纷提出辞职。三厅同志集体辞职以后，国民党被迫另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议案尚未提出，这天郭沫若从城里来到住乡办公处三塘院子。大家见到郭沫若，都感到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想到不久就要与敬爱的领导和师长分手了，不约而同地拿出准备的纸笔，请求题字留念。郭沫若一言未发当即挥笔。据翁植耘同志回忆，当时求书者排队等候，郭沫若满怀激情，奋笔疾书，简直不假思索，一连几个小时不歇。文思之敏捷，精力之充沛，令人叹服！翁植耘当时是郭沫若的秘书，他在旁边为郭沫若用印。（详见《励志读书，沽身藻德——忆郭老对我的关怀》一文，载《郭沫若研究》第一辑）这副对联就是当时书赠他的，肯定他“励志读书”、“洁身藻德”，是赞扬，也是勉励。
         
        [注释]
        励志：勉励心志。上联用南宋诗人刘过《书院》诗意：“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
        洁身：保持自身纯洁，不同流合污。成语有“洁身守志”、“洁身自好”。
        藻德：修养品德。藻，藻厉，修饰。
        上联馒“植”字、下联嵌“耘”字。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钱文桢
         
        望有文章能报国，
        勉为桢干可像贤。
         
        [说明]
        此联是郭沫若为三厅同志提字留念的当日题书的。钱文桢是三厅第一科科员、其父钱亦石是郭沫若的亲密战友，曾参加郭沫若在上海组建的战地服务队，任队长，因在前线积劳成疾而逝世。郭沫若称赞他“为国家置生死于度外，开文化人服务于战地之先声”。这副嵌名联自然有“子承父志”的深刻含义．是对钱文桢同志的亲切期望和勉励。
         
        [注释]
        桢干：古时候筑墙所用的木柱，引申为支柱、骨干之意。《论衡·语增》；“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桢干也。”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
        像贤：原意为后嗣子孙能像先贤一样，后来用为赞扬父子事业相承的套语。此以勉励钱文桢继承父志。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金兆华
         
        享乐须让人先，
        吃苦莫落人后。
         
        [说明]
        此联见于《郭沫若在重庆》书前手迹照片，是用硬笔书写的联幅。照片说明为“一九四六年五月为世界书局收钱金兆华题词”。从联语内容看是勉励当时从事“收钱”工作的金兆华，同时也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在郭沫若写作此联的半年前，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文中曾教育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副联语正是毛泽东这一教导的再现。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题陶行知墓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说明]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伟大的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务主任，致力于平民教育。先后创办晚庄学校、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提倡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影响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白色恐怖包围下病逝于上海。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民盟等十三个团体联名，在南京劳山之麓、晓庄师范校园内修建了陶行知先生墓。后来又修建墓门石坊，横额镌刻陶行知手迹“爱满天下”，两旁为郭沫若一九四七年二月题书的这副集句对联。
         
        [注释]
        求真：探求真理。陶行知遗教：“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上联概括了陶行知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实践，循循善教、诲人不倦的精神。
        真人：有真知有才德的人，指掌握真理并能按真理准则行事的人。陶行知遗教：“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下联勉励后学者要具有学而不厌、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要明确学习的目的。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侯外庐
         
        公生明，偏生暗。
        智乐水，仁乐山。
         
        [说明]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着名历史学家、思想家、全国政协常委。抗战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编《中苏文化》，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主编《文汇报》副刊“新思潮”。着有《中国思想通史》等。一九四八年冬，郭沫若和侯外庐同船由香港赴北平（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途径东北解放区。据侯外庐同志回忆：他在沈阳一家古玩店购得一枚图章，上面刻有“公生明偏生暗”六字，郭沫若看见后很喜欢，他便把图章送给了郭沫若，郭沫若当时有意用图章上的话配成一副对联。后来，就写了这副对联送给侯外庐作纪念。
         
        [注释]
        公生明，偏生暗：语见《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公，公正，公平。偏，偏狭，不公正。端悫，端正笃实。
        智乐水，仁乐山：语出《论语·雍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成语“乐水乐山”，比喻各人爱好不同。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题杜甫草堂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说明]
        此联为成都杜甫草堂题书，联上原有“工部草堂补壁  一九五三年四月”字样。
        杜甫（712-770），唐代大诗人。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他生逢唐王朝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的由盛转衰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杜甫身处逆境，同情人民。他的诗，以精炼的语言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深刻反映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高峰。这副对联可说是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诗的概括。
         
        [注释]
        疮痍；同“创痍”，创伤。比喻战乱之后的破败景象。杜甫《北征》；“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又《送陵州路使君赴任》：“战乱乾坤破，疮痍府库贫。”
        圣哲：指某种术业的杰出、典范的人物。“诗中圣哲”，诗人的典范。后世誉称杜甫为“诗圣”。一九五七年三月朱德委员长游杜甫草堂曾题联：“草堂留后世，诗圣着千秋。”
        波澜：浪涛。“笔底波澜”，意思是杜甫笔下的诗歌，感情充沛、意蕴深厚，如浪涛起伏，动人心魄。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唐锋
         
        大海有真能容之度，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说明]
        一九六二年十月下旬郭沫若游普陀山时，唐锋同志是导游者。这副对联是应唐锋的请求，回北京后题寄的。对联不仅是对唐锋同志的勉励，也是对广大青年的期望。
         
        [注释]
        大海有真能容之度：此言大海具有真正能容纳万物的度量，比喻人应有大海的度量。亦即成语“虚怀若谷”、“宽宏大量”之意。曹植《求通亲亲表》：“臣闻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此言明月并不是经常的圆满无缺，它能以求常满为其心胸。比喻人应以明月为鉴，不骄傲自满。《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这里含有此意。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题蒲松龄故居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说明]
        此联为蒲松龄故居题书，联上原有“一九六二年初冬题为蒲松龄故居”字样。
        蒲松龄（1640-1715），清代着名文学家。字留仙，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仕途不利，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教书和写作。所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用精练的文言写成，通过花妖狐魅的故事，讽刺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在文学史上素负盛名。故居座落在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内有蒲松龄的书房“聊斋”及其生前用物。
         
        [注释]
        写鬼写妖：此言《聊斋志异》题材的特点是描写鬼狐花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且复非人。”说明了《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刺贪刺虐：此言《聊斋志异》的主题思想是讽刺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暴虐。
        入骨三分：形容《聊斋志异》的讽刺性、揭露性深入骨髓。成语“入木三分”原指书法笔力强劲，后来比喻见解议论的深刻。这里化用这一成语。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读《随园诗话》
         
        人无眼力千里远，
        何用粉墙百尺高？
         
        [说明]
        此联见于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袁枚（号随园）的一部论诗着作。此书采录、肯定了一些不满封建礼教和宋儒理学的好诗，表述了一些有关诗歌创作的精湛见解。但是其中也反映出作者浓厚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错误的艺术观点。郭沫若批判地阅读了此书，写了阅读札记。
        这副联语批评了袁枚拒绝批评的“守财奴”作风。《随园诗话》卷八第十九则，引陈古渔语云：“今人不知诗中甘苦而强作解事者，正如富贵之家堂上喧闹，而城外行人抵死不知。何也？未入门故也。”并引宋人孙侔《栽竹诗》以足其意；“应筑粉墙高百尺，不容门外俗人看。”袁枚引此而赞许之，表明他是厌恶别人批评的。郭沫若《札记》写道：“古人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门内人虚心坦怀地听听门外人的话，倒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厌恶批评的人每每拒绝人于千里之外。因而得诗二句：人无眼力千里远，何用粉墙百尺高？”联语表现了郭沫若同志的谦逊作风，具有格言性质。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书为郭琦子女
         
        (一)
        艰苦朴素
        自力更生
         
        （二）
        谦逊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说明]
        郭琦是郭沫若的大侄女，郭开文的长女，孩童时期，和郭沫若一起在家塾读书，郭沫若称她为琦大姑娘。一九七一年九月，她从乐山住地给郭沫若去信，要求为她在外地工作的第四子子枨和小女儿璧芝题字，十二月九日郭沫若回信书付了这两副集句联语。第一副落款；“一九七一年冬写给璧芝”，第二副落款：“一九七一年冬写给子枨”，皆集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而成（第二副改“谦虚”为“谦逊”），着意从政治修养方面用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年轻晚辈。这两副集联在构制上似简单无奇，但从题赠时间上看，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郭沫若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不曾为人题字，他在一九六九年五月曾写信向求字的亲友解释：“主席年前有指示：我们不要题字”（致元弟翊昌）。在这时候，他不无禁忌地写了这两副联语，由此可看出他对晚辈亲属的特殊关怀。
         
        ——选自《郭沫若对联集》
         
         
         
         
         
         
         
         
        不徇私情的郭沫若
         
        郭开鑫
         
        —九三七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报导着郭沫若兄从日本安全回国，到达上海时，七君子集会欢迎。他在欢迎会吟诗一首：“许多人民血，换来此荣誉。思之泪欲堕，欢笑不成声。”不久，我又知他到了武汉，蒋介石对他非常器重。原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要恢复政治鄱，认为一、二、总务等三个厅都容易成立，惟有第三厅很难。原因是，要具有文化界的各项专业人才，而这些人又根本不是蒋介石下个命令就可以聚集得来的，必须要郭沫若才有这个威望。因此，蒋介石一再邀请他出任第三厅厅长。不久，我在报上看见蒋介石的《告全国国民书》，言词生动感人，很能唤起民众，因而鼓动了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潮。这个文告是谁写的呢？那时，我本来不知道，后来到了武汉才明白是蒋介石委托郭沫若写，郭又指示三厅上校秘书傅抱石写的。当时我的堂侄郭培谦（郭老的胞侄）、郭峙东正是青壮年时代深感亡国之痛，决心不怕牺牲，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于是一九三八年二月，过了旧历年，他二人由沙湾束装前往。他俩到达武昌，会见郭沫若兄，叔侄见面非常高兴，真是谈不完的乡情，诉不完的感慨。承他的殷情接待，整整耍了一月，但沫若兄不谈工作问题。范寿康副厅长得悉他俩的来意，主动下条令在三厅组织部门查缺，刚有两名少校缺位，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四月份我背父私逃，到武昌会见了沫若兄。他也同样热情地接待着我，没有钱给钱，夏天还给我缝夏服，但是同样不谈工作。我整整耍了两月之久，眼看当时的武汉情况危急，敌人兵分五路向武汉猛攻，保卫大武汉已经成了问题。这时，堂侄郭峙东同秘书胡仁宇商量。郭说：“泽华叔（我在三厅用名是郭泽华）未参加三厅工作，万一武汉撤退，他的行动多有不便”。因此胡秘书急向范副厅长报告情况，范说：“他们叔侄不远千里而来，都是有志之士，应当给予工作嘛。”便令查缺安置，才安排我任总务科上尉科员。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随军从武汉退到长沙，十一月份长沙大火，退往广西桂林小住一个月左右，又才起身通过贵阳回到当时的陪都——四川重庆。其时正是三九年正月初一。在重庆半年工作中，我深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国民党蒋介石的腐败无能，便想到延安抗日前线去。因此，我大胆地向沫若兄提出。沫若兄说：“你有这个要求很好。我支持你，我请周恩来副部长给你写个条子就可以去。”在高兴中我不加考虑写信向父亲郭瑞五报告了我要到延安去的动向，谁知惹下大祸。父亲接信后大发雷霆，写信骂我不孝。他说：我家两世单传，你一人不准远去，就是重庆也处于轰炸中，使我心里常怀不安，并催我疾速回家。由此催骂的信，雪片飞来。最后他又写信给沫若兄，叫他撤我的职。沫若兄见信后不便处理，把信给我，叫我自己决定。一则由于封建家庭的压力太大，另则主要是怪自己意志不坚定，终于被家父拖了后腿。
        由于受过周恩来副部长、郭沫若厅长的官传身教，在我的思想感情上起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明确了大方向，分清了大是非，所以，一九四○年回家后，一贯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四四年至四九年在蒋介石那样的狗急跳墙的疯狂时期，我同堂侄郭培谦先后保护过地下党人四人，其中有两人是峨眉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因此，我于四九年三月参加了峨眉地下党。在地下工作中组织了地下武装，促使沙湾的和平解放。解放后匪特混乱时，组织武力保护区政府，并随军参加剿匪，任情报组副组长，保护峨边之毛坪，乐山的五渡乡，不受彝、汉两匪的烧抢，使地方少流血。我之所以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受到周总理、沫若兄等的教育的结果。
        一九五五年我受了冤案，回家生活困难，五七年曾向周总理和沫若兄写信，要求工作。特别给沫若兄信中说明自己已给周总理写了信，并要求去北京找工作。谁知沫若兄回信说：“今非昔比，万勿来京，更不能籍亲友关系做投机打算。生活有困难，可找地方政府安排搞点副业可也。”当时我接到信后，十分气愤，饭都咽不下去。我一把把信撕了。事已二十多年，现在想到沫若兄当时的作法是非常正确的，他不徇私情，这正是他的高贵之处。
        我给周总理写的信，承蒙他批转到了乐山县人委，由县转区，这时正是我接着沫若兄的回信，很气愤的时候。沙湾区政府叫沙湾镇长张和中给我说：“最近不要远走，准备给你找工作。”后因反右斗争掀起，我的工作，竟未安排。
        上述历历往事，虽为陈迹，至今思之，我们迢迢千里犯尘埃，到武汉蒙他老兄优待备至，骨肉之情，至矣尽矣，就是不谈工作。解放后，我生活困难，给他去信，竟至遭到他的拒绝，使我大为愤慨，可惜我当时觉悟不高，认识不清。现在回忆起来，才知他的品质是多么高贵，作风是多么正派呀！真是“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正直光明。”使人闻其风而悦之，而崇敬之哟!
         
        ——选自《沙湾文史》第1辑
         
        郭沫若在三厅
         
        陈虹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国统区从事过文化斗争的人们，无不知道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它们是抗战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129]这是阳翰笙同志的深情回忆，亦是他对郭老的诚挚评价。1938年4月1日，郭老接受党的劝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9月，被国民党以改组政治部为名罢免了职务。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积极依靠党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郭老不愧为周恩来同志所赞誉的“革命文化的班头”、“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130]
        郭老在三厅的斗争历史已由他自己在《洪波曲》中作了回忆，阳翰笙同志又于《风雨五十年》中作了补充。此文仅以近日所获之资料，从另一角度再现郭老的高风亮节与领导艺术，并以此纪念郭老诞辰一百周年。
         
        廉正之风
         
        到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去作官，是郭老极不愿意干的事情。他一方面明自，“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另一方面他更了解到，国民党机构的腐败和官吏的堕落，早已为广大人民所唾弃，因此“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131]但是周恩来同志从掌握政权机构的重要性着眼，从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着想，他劝说郭老不要太清高，不要太感情用事，应该去工作、去斗争。郭老终于接受了这一安排，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挑起了这副重担，并明白而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官吏为人民公仆”[132]；“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应不怕死，应不向后逃”[133]。这便是他身为一厅之长的座右铭，更是他领导三厅工作的思想准则——他要把三厅建设成为一个作风廉正、纪律严明的战斗堡垒，他要让这得之不易的政权机构更好地为抗日救亡服务。
        郭老上任后，首先办理的重要事情之一，便是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此作为三厅的行为准则。例如1938年4月17日上报于政治部的《三厅办事规则草案》，即是对本厅工作人员所规定下的严格的纪律要求，以杜绝任何渎职、腐败的现象出现——“第4条，本厅职员承办事件应随到随办，如有特别情形不能即办者应将不能即办原因签呈本管长官核定之”；“第41条，本厅一切支出均由本厅会计副官遵照预算案切实执行，其超过预算案之支出或违背审计则例、手续不完备及涉于滥费者，应拒绝支出，或呈明厅长、副厅长办理”;“第54条，购买物品不得扣取回佣，或收取其他送赠”；“第60条，办公时间除因公接洽外不得会客”……条条规定严格，项项措施严厉，这颁布于建厅之始的规则，始终保证着三厅在国民党政治部那充满着腐败与官僚气息的机构里，清廉傲倨，正气浩荡。
        郭老对其下属，除了有严格的纪律限令外，更有严格的思想要求。在他签发的《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简则》中，明确地规定了所有队员必须具备的“应有之精神”——“1.必须具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及临危授命之决心；2.必须具有健强之体格，必要时能长途跋涉随军行动者；3.必须具有服从之精神，能绝对接受命令指挥者”……这些规章条文不仅是郭老对其电影放映人员的要求，它同样是郭老对三厅所有人员的要求。在他签署的《军委会政治部抗敌宣传队服务规则》中，又在其思想要求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部署——“……11.每周举行队员会议至少一次；12.为增加队员之修养，应举行理论上及工作上之研究，及其他必要之修养工作；13.每周须举行自我批判一次，检讨各队员之工作情形及生活状况”……这一系列的规则与要求，处处体现着郭老一生所奉行的严肃与认真的态度、奋发与昂扬的作风、严于律己与冲锋陷阵的精神。它们与国民党机构中敷衍、懒散、询私、舞弊的风气相比，无疑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为了不使人浮于事，为了尽快提高工作的效率，郭老在《各级政治部对敌宣传工作人员服务规程》中指出：必须“于现有政治部编制内，指定人员专司其事，庶几对敌宣传工作之执行，有所保障”；在《设立政治部宣传工作人员短期训练所办法》中建议：设置演讲、戏剧、电影放映、美术、音乐歌咏、无线电讯等六个培训班，以“培养大批宣传干部人才”，“加强今后工作效能”……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欣然于前一签呈上批示“此件可行，仍送贺秘书长一阅，并令行各级政治部。”为了三厅的工作实有成效，为了三厅的作风扎实稳重，身为厅长的郭老，既有组织条例，更有办法措施，他真可谓费尽了全部的心血！
        作为一名优秀的“班头”，郭老的工作特色不仅在于事前布置，更在于事后检查。在三厅珍贵的档案袋里，有一份《1939年度第三厅考核表》，在那厚厚一摞的职员考核表格上，郭老以复考官名义一一签署了自己的意见。他陟罚臧否，分寸适中；评价公允，不偏不倚。对于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人，他极力赞扬：担任“慰总”与“寒委”总干事的简泰梁同志——“干练负责，确是人才”；拒绝诱惑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的翁泽永同志（陈布雷外甥）——“确是有望之青年”；奉命赴港运药历尽千辛万苦的程步高同志——“宜由部嘉奖者也”……对于玩忽职守或一无所长者，他不隐恶，不留情，每每签写下“庸才”、“平常”、“不甚称职”等评语……对于积极上进的青年，郭老便以鼓励为主，促其进步，比如有“青年能再加刻苦，可造就”等勉励之语……
        在郭老的严格管理与严厉要求下，三厅在政治部内可谓独树一帜、判若云泥。郭老形容过它的作风:“内部工作极有条理，卫生勤务非常整伤，桌上无隔宿的公文，杏坛有漏夜的弦歌”。[134]就连政治部秘书长、国民党官员张厉生亦不得不将其树为榜样，且感叹道:“象（三厅）杜守素这样的人，可惜我们国民党太少了。”
         
        竭力之劳
         
        由于蒋介石一贯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于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夹缝中生存的三厅，工作极难开展。不仅处处受排挤，而且事事受刁难——经费预算不予通过，政治审查层层受卡，指挥权力剥夺殆尽，重要工作不准染手……郭老将其困境比喻成“变相的反省院和集中营”，他多次气愤地提出辞职，“希望能在更自由的天地里去做工作”。周恩来同志对他进行了开导：“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135]这些指示不仅使他重新鼓起勇气，而且成为他行动的准则和方向。于是就在那极端艰难与复杂的环境中，他竭尽其劳，用尽其智，积极地为三厅争取工作的机会，努力地为抗战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使三厅最终成为一座楔入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宣传民众、鼓动民众，是抗战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最为惧怕的事情，他们不仅多方阻挠，而且百般破坏。作为厅长的郭老不畏艰难，排除阻力，以极大的干劲去组织、去发动——在三厅各项重大宣传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均有组织与发动各类宣传团队的记载，郭老坚信只要植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之中，三厅的宣传工作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在1938年4月份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中，8日这一天“仅就已具工作报告及经检查而计，已有千队之谱”，“每队四五人至七八人不等”，“宣讲地点事先分配，近郊各地亦有前往”；在5月份的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活动中，“除混合队外，共发动各团体每日出发宣传队八百余队，在武昌、汉口、汉阳一带宣传，尤侧重附近乡间”，“混合宣传队共八十六队，分赴离武汉数十里外之乡村宣传，并每队参加负伤士兵二名或四名演讲”，“化妆宣传队六队，在武昌、汉口街上巡回表演”；在7月份的抗战建国一周年纪念扩大宣传活动中，“发动武汉各团体宣传队八百余队出发宣传，除在武汉三镇及附近乡村外，并有出发至粤汉、平汉沿线宣传者”，其中话剧队五十余队，歌咏队六十队;在8月份的节约运动宣传周中，“发动宣传队三百队逐日宜传，发动家庭妇女访问队五十队，分访武汉各家庭主妇，予以有力之宣传”；在八、九月间的纪念“八一三”保卫大武汉宣传运动中“第一周发动各宣传队三百余，同时举行戏剧、电影、歌咏宣传”，“每日在市区街头、伤兵医院及金口、孝感等地工作”……如此众多的宣传队伍，如此繁重的组织工作，这其中凝聚了郭老多少心血，体现了郭老多少热忱！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三厅的这一工作一再诋毁，一再否定，然而在郭老的领导下，它最终实现了周恩来同志所要求的“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壮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力量”，“推动全民抗战”的目的。[136]
        对敌宣传亦是抗战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它起到伸张正义、制止战争、瓦解敌人、争取同盟的重要作用。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同样是压制与阻挠，致使各项正常的工作均难以开展。作为厅长的郭老认准方向，坚持不懈，以最顽强的毅力去争取、去斗争——早在三厅成立后不久即呈送给政治部的《各级政治部对敌宣传工作人员服务规程》中，郭老就已拟定，“对敌宣传工作员除受各该政治部直属主管长官指挥外，并应受本部第三厅之直接指导”等意见，为的是能够掌握领导权与主动权，使工作更加“迅速与确实”，“深入与普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上级政治部不但不执行周恩来副部长“此件可行”的批示，而且百般进行刁难与控制。郭老气愤已极，于1938年9月16日越级向蒋介石递交了签呈，他指出：“格于事实、权际”，三厅在此项工作中未能发挥“机能与效率”，“推原厥故”，他历数出了三个重要原因：“（一）对敌宣传品之撰拟与印刷，定例均须逐件逐级送核，因公文之周转常致失赴事机。如张鼓峰事件[137]之对敌宣传，即未克尽其适时适事之责”；“（二）依例，厅不能直接对下级政治部或其部内指定之对敌工作人员发生任何直接关系，处若迳加指示，更凛未便之干，因此有时有事，以须转辗行文，虽仍力图效率之提高，但终不免时机之坐失”；（三）对敌宣传品之发行，敌后“迄今犹阙适当之展开办法”，原因在于：“原拟于津沪两地各置一站，分区掌理对敌宣传品之密输密发，而于港地建一站资其联络。同时并拟利此同一机构，节人节用，兼司沦区民众宣传”，然而“此项事业经费，刻仅由部暂准垫发三千元，虽津沪两地确己具备此种人选及事业之基础”，“惟经费之数额究属过少”而无以实施……三点意见，证据属实，理由充分，无以辩驳。针对政治部在政治审查、组织手续、经费拨款等方面向三厅设置障碍、施加阻力，郭老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表现出坚韧的精神与崇高的气节。在夹缝中生存需要毅力，在控制下工作需要勇气，郭老带领着三厅的人员顽强工作，他们开设了外语对敌广播、编印了对敌宣传资料、收集了敌方诸类情报、进行了感化俘虏工作……在对敌广播中，他们安排了日本语、朝鲜语和台湾语三种语言的播音；在对敌印刷品的发行中，数量丰富，种类繁多，仅1938年6月份一个月的统计，就达78种，12628690余份。无怪乎当郭老得知对敌宣传于日军士兵身上产生了效果时，竟兴奋地称之为三厅的“台儿庄大捷”！
        对前线将士与后方伤员的慰劳和帮助，同样是抗战期间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是不屑一顾、不闻不问，身为厅长的郭老便主动以最大的热情去关心、去安排这一并非属于三厅分管范围内的工作——郭老明白，身处前方的将士，其最需要者除药品外便是精神食粮。他几经策划，于1938年7月向政治部力争，办起了战地文化服务处，以解决前线的“精神饥饿”问题。“战文处”的同志们遵照郭老的指示努力工作，成立后仅一个多月，就作出了惊人的成绩。在出版工作方面：“自行出版《前敌》、《士兵》二周报。前者原印一万，不敷分配，现增至一万五千；后者原印五万，现增至十万”。在征募工作方面：“计七月份征募及代发书报杂志宣传品总数达五十余万，八月份几达五百万”。在输送工作方面：“于各战地设立分处，分担各区散发书报之责”，“目下己设立分处者，计有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浠水、宋埠、阳新、南昌、金华、广州各地”；同时“组织输送队，先就平汉、陇海、浙赣四路输送，每路四人轮流，每周押送一次”……“战文处”的工作受到了前线将士的欢迎与称赞，然而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与破坏。它不久便被其无理撤消了，但是“战文处”的贡献以及郭老为其所作出的努力却是永载史册，无以磨灭的。
        处于后方的官兵，其需要莫过于对伤病者的治疗与关心了，然而国民党官员们关注的仅是自己的腰包，从不顾及民众的死活。郭老反复思索，与段承泽二人共同拟定了一个“筹组后方伤病官兵招待所”的计划，并于1939年3月20日向政治部签署了这份报告。他指出：后方伤病官兵的招待工作未能与前方“密相衔接”，因此“负伤归来之抗战将士，仍不能全部解除其痛苦”。他将招待伤员与援助军队、慰劳官兵与发动民众联系起来，提出了该所应担负的两项任务：“一方面供应过境伤病官兵之食宿休止与往来军队采办给养之协助，及难民之安辑宣抚等事，另方面发动当地民众热诚服务伤兵，参加全面抗战，以巩固后方之阵容。”签呈中，郭老具体地提出了“以重庆为中心，分向川陕、湘黔、黔桂各公路沿线施展业务”的方案；预算出建立“三总队九大队二十七中队一百零八站”的所需经费，共50610元。面对中饱私囊、发国难财的国民党政府，郭老明白他们是断然不肯拿出这笔钱款的，作为全国慰劳总会的副会长，郭老特意提出：“此款请就全困慰劳费七七献金项下按月拨给，以半年为期。”在郭老的积极努力下，1939年7月，三厅会同后勤部与政治部一共办起伤兵招待所150个，于后方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一方面是控制，另一方面是斗争；一方面是剥夺，另一方面是争取。三厅的业绩就是这样创业下来的，三厅的旗帜亦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关切之情
         
        作为一名优秀的厅长，郭老的成绩不仅在于努力工作和积极斗争方面，更在于对下级的关心与爱护之上，从而使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结成一个坚强的整体。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与孩子剧团及演剧队和宣传队的关系上面。
        上海与南京沦陷之后，武汉成了全国的抗日救亡中心，无数的演剧队、宣传队从全国各地涌来，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亦千里跋涉自沪来到武汉。为了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与经费落实，更为了能使他们堂而皇之地深入前线与敌后开展工作，周恩来同志指示刚刚成立起来的三厅，立即将其收编为直属团队。郭老复命后，上下奔波，多方设法，终使这一任务圆满完成。
        孩子剧团是郭老的骄傲与希望，他后来在《洪波曲》中回忆道:“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而且“在我看来觉得比第三厅的组织还要迫切”。他喜爱这些勇敢天真的孩子，视之如其子；他疼爱这些未及成年的幼童，寄之以希望。在孩子剧团的珍贵档案材料中，留下了许多由郭老亲笔批示的文件：大到对其生活与工作的安排，小到为其派遣汽车接送演出……1938年底在三厅的撤退途中，郭老签署了这样一份呈文：
        迳呈者：职厅所属孩子剧团工作素努力，唯自武汉迁移以来，沿途所收纳之小朋友，已在十人以上。前月疏散人口时，复有长沙儿童剧团十余，曾经职厅援例发给疏散费，业已到达衡阳，经费无着，将不免流离失所。因此，职拟将长沙儿童剧团收编，与孩子剧团合并。唯仍用孩子剧团之名，分为二队，将其年长者为第一队，年幼者为第二队。原有孩子剧团之经费可作为幼年队之经费。其第一队之经费，则请允许职厅拟办而迄未举办之歌剧队一队经费移充。所拟是否可行，敬乞鉴核示遵。
        呈秘书长贺  转呈
        部长陈
        副部长周、张
        职郭沫若
        十二月十六日桂林
        就在孩子剧团收编之后，郭老又一次保护了这批长沙儿童剧团的十余名孩子，他细微又周到地从经费到编制一一作出了安排，二百字的呈文里，无处不体现着郭老的关切之情与怜爱之心。
        1939年春，孩子剧团分赴川东与川南工作，娃娃们的健康与安全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郭老的心。5月28日其领队蔡家桂同志送回了下一步工作的请示报告，郭老阅后，旋即于其空隙处逐条签写下自己的意见——蔡家桂请示：“两队出发川东南工作，即将完毕，现因渝市不时遭空袭，适当住所不宜找到，拟命第一队仍沿江至云阳、奉节继续作伤兵及一般抗战宣传工作；第二队用汽车运送至成都，再由成都沿公路工作回渝。”郭老批示：“第一队可饬其先行调查。第二队可令其溯江而上，往江安、宜宾、键为、五通桥、牛华溪、乐山等地工作，在乐山待命。”蔡家桂请示：“第二队开办费系由该团公积金垫付，早已具册呈报，迄未拨发，现该团急需购备蚊帐，该款是否可请由厅先行垫发。”郭老批示：“开办费在节余内支发可也。蚊帐应急备，会计室可尽先发付这笔费用。”……密密麻麻的批文中，倾注了无限的情与无尽的爱。
        入暑以后天气逐渐炎热，郭老又一次为远离重庆的孩子们的身体担忧。7月29日，他给驻扎在云阳的孩子剧团一队发出电报：“天气炎热，可不必前往奉节工作，候款到回渝为要。”他给路经泸县的孩子剧团二队发出电报：“天气炎热，就地觅适当住所体息，待命可也。”孩子们的健康成了他最大的挂念。
        1939年冬，自川东川南返回重庆的孩子剧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顿与学习后，再一次向郭老递交了“请战书”，希望能于11月半出发至川北与川西工作。郭老眼见天气转凉，念及孩分们年小体弱，难以承受，为此而迟迟不忍批准。求战心切的娃娃们焦急万分，他们集体给郭老写了一封信：“……蔡指导员说：‘郭先生为了爱护我们，怕我们冷，叫我们过了冬出发。’我们听了都不高兴，大家叫着：‘我们不怕冷!’‘我们耍出发工作!’‘写信给郭先生去!’亲爱的郭先生：的确，我们不怕冷，我们要出发工作，因为在四川地带，并不挺冷，而且，我们都做了新大衣，……我们相信郭先生，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的。”而对孩子们的决心与勇气，郭老既激动又欣慰，就在孩子们的那封来信末尾，他欣然提笔批示道:“大家都不怕冷，可在十二月初出发工作。交蔡家桂同志。郭沫若  十一、十五”，老少两代人的情谊跃然纸上，干群间关系之亲密彰明昭着。阅此书信，不能不令人感动而激励。
        三厅所属的十个演剧队与四个宣传队亦是在郭老的直接关怀与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郭老同样视之如宝，爱之无极。在三厅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签呈——1938年9月3日，洪深拟就了一份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请求报告：“本厅直属抗敌演剧队十队即将出发各战区工作，今为报道消息及给予指导，乞假贵处管理下之汉口短波无线电台及汉口市广播无线电台，于星期一及星期五下午八时至八时一刻（九月五日开始）播送宣传要点，事关抗敌宣传，尚祈台允是感……”郭老于其之上批示曰:“可”。虽则仅有一个字，却同样能深刻得见郭老对演剧队的关心与爱护。他不仅决定利用电台遥控他们的行动，随时为之提供新的宣传内容，而且极力争取将其优秀的事迹及时地传播于众人知晓。郭老后来在《洪波曲》中，对演剧队及孩子剧团的工作给予了深情的赞颂：“假使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三厅，认为它的存在在抗战期间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话，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汉三镇前后所做过的几次轰轰烈烈而却空空洞洞的扩大宣传，而实实在在是在这些文化触角所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安慰、鼓励和启迪。”
         
        率先之行
         
        三厅在抗战前期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其原因还在于身为厅长的郭老身先士卒、率马以骥，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郭老首先是一位吃苦在前的好领导——
        三厅的工作井然有序，每年、每月乃至每旬均有详尽的工作规划和报告，然而翻遍那不计其数的工作档案，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每一项工作都有郭老亲自出马的记录：他亲自主持会议、亲身赴前慰劳、亲口发表演讲、亲笔撰写文章……仅以《三厅呈报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七日内之工作报告及程序》中的记载为例，便可清晰地见到他那忙碌的身影和忘我的精神——4月7日（文字宣传日）：上午，赴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参加扩大宣传周的开幕典礼，并且发表演说，号召众人要以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来武装起自己的精神；晚上，主持庆祝台儿庄胜利大会及群众火炬游行，带领众人高呼口号。4月8日（宣讲日）：上午，赴武昌县商会，参加专家演讲活动；晚上，赴汉口市广播电台，进行广播演讲，题目是《怎样纪念台儿庄的胜利》。4月9日（歌咏日）：上午，赴中山公园，主持广场歌咏大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来他个“四面倭歌”》，号召以歌声扩大宣传、庆祝胜利、加强团结、收复失地、驱除侵略之敌；会后，举行歌咏大游行。4月10日（美术日）：白天，于市内各处部署漫画、连环画、正气歌图象，大幅布画、摄影、漫画标语印刷品等各类美展的开幕；晚上，参加于黄鹤楼召开的武汉美术歌咏团体及民众团体的集会，并担任主席；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先绕行武昌各重要街道，后分乘小轮多艘于水面游行。4月11日（戏剧日）：部署30余个戏剧团体分赴各伤兵医院、收容所、工厂、街道进行巡回演出；组织市内12家戏院以日两场演出抗战新剧目。4月12日（电影日）：部署汉口各电影院于下午3时起同时放映抗战影片；组织两个巡回放映队，于该晚在汉口、武昌各要冲地段放映抗战影片、播送抗战歌曲，向广大民众作普遍的宣讲。4月13日（大游行日）：上午，赴中山公园，主持扩大宣传周的闭幕式及由数十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大游行，然而临将开会，陈诚等人却假造空袭警报，将活动破坏了……在七天的宣传周内，郭老可谓马不停蹄、日夜操劳，他和他的战友们充分发挥了“撒豆成兵”的本领，不仅使我党在国统区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使三厅声誉鹊起，声威大震。
        郭老还是一位享受在后的好干部——
        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主持三厅工作的郭老时刻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生死关头，他将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在荣誉面前，他退避三舍，虚怀若谷——武汉撤退时，他走在三厅以至政治部所有人员的最后，并主动把汽车让给他人，改走危险异常的水路；长沙撤退时，他又留在了最后，并于漫天大火之中死里逃生后，再度返回余火未尽的废墟，参加灭火救灾工作……然而在三厅向上呈报的有关工作报告里，却无一字提到先人后己的郭厅长自己，人们见到的只是平平淡淡的记述：“武汉撤退时，本厅留汉人员最后退出，并于事前散发日文传单及涂写日文标语”；“长沙大火后，本厅奉命派员主持火灾善后事宜”，“散发贩款、宣传民众及其他为民众服务工作，使灾民在灾后有所安抚，逐渐恢复市面”……在贪生怕死、狼狈逃命的国民党官员面前，在争名夺利、邀功请赏的无耻小人面前，郭老以自己的行动，无声地鞭策着他们的劣性；以自己的品格，无声地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更以自己的精神，带领着三厅的所有人员努力前进。
        郭老主持三厅工作仅仅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为抗日宣传所作的贡献是与日同辉的，他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是有口皆碑的。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史中，无疑是一座突起的山峰，一首灿烂的诗篇。
        〔附注：本文所引档案资料，均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选自《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4期
        从《新华日报》看郭沫若的党性
         
        柳季
         
        郭沫若是《新华日报》最主要的撰稿人。在《新华日报》存在的九年多的艰难岁月里，他先后在这张党报发表各类文稿302篇（有28篇论文由《群众》周刊登出）。这些文稿绝大部份集中发表于1941年至1943年之间，白色恐怖最为复杂、残酷的年代，订阅《新华日报》尚且要遭杀身之祸，署本名向该报投稿更是危险的。何况在此之前，据郭氏《洪波曲》记载，他曾于1938年9月和1940年l月，为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两次受到“委座”召见，当面指斥，誓告他：不要在《新华日报》这样“有色彩”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文章要发表最好在《大公报》那样“中间性”的报纸发表。殊不知，郭沫若根本就不理睬“委座”这一套，他照样应约为《新华日报》写稿，一篇又一篇地在这张党报上发表。
        打开“皖南事变”后的《新华日报》，你会发现这张每日照例出对开四版一大张的报纸这时已经缩小为半张两版了。由于新闻检查当局的严密检扣和与该报有联系的一大批进步文化人疏散，或转入地下隐蔽，报纸的稿件来源已濒于断绝。这时的报纸，除周恩来的代论外，外稿主要就是郭沫若的文章。这两人的文章，新闻检查官很难找到理由来检扣，就是检扣了，报纸要拒检登出，彼辈也无可奈何。《新华日报》靠着这两面大旗撑持，巍然挺立。后来，由周恩来策划，借为“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又以他的历史剧《屈原》为突破口，居然一举冲破了顽固派政治文化上令人窒息的法西斯统治。《新华日报》借此大做文章，又出特刊，又开剧评和诗词唱和专栏，为报纸恢复出对开四版一大张创造了条件。
        当时的《新华日报》馆，只在社长潘梓年等少数人知道郭沫若是共产党员。大多数编辑、记者，只把他当党外布什维克来尊重。从党性来认识郭沫若，这是延安整风精神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贯彻，特别是《新华日报》整风与改版以后的事。关于新的党性，在国际无产阶级办报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办《新莱茵报》等实践，确定过许多原则，但没有专门论述。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针对当时的斗争，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中，提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着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党性，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对事变的估量，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讲话，在我党首次指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没有党性”。1941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加强党性锻炼》一文，《新华日报》曾用代论的名义，很快转载了上述这两篇文章。1942年1月11日，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提高战斗性》一文，在国统区首次提出新闻的党性问题。紧接着，毛泽东又于1942年3月在给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信中，明确向《新华日报》提出：以“增强党性”为核心的关于报纸整风、改版的指示。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就是要求共产党员，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要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要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思想等等。当时，国统区的重庆，因环境恶劣，仅南方局机关、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分步骤开展整风。但一些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也自觉地学习党的整风文件。从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一书的回忆，当时的三厅、文工会，都建立了以冯乃超为书记的中共秘密特支，成员包括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库、田汉、董维健等。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郭沫若对上述党中央毛泽东有关党性的这些论述文件，不可能不细心阅读。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创作与学术研究活动，集中表现在1941年底，至1944年底这一时期，其影响最大的着作，都与周恩来和他领导的《新华日报》的支持、推动分不开。这正是党的整风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总的要求是增强党性，增强团结，鼓舞士气。在解放区，则是克服困难，击退日寇几十万和国民党军八九十万的夹击；在国民党统治区，则是打退顽固派制造的二、三次反共高潮，批判新法西斯主义，推进以反独裁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按照郭沫若的说法，这个阶段是他继流亡日本十年的学术研究高峰之后，又一个“火山爆发期”。他说，我的《青铜时代》的绝大部份，《十批判书》的全部和《沸羹集》、《天地玄黄》中的绝大部份杂文，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还有六部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棠棣之花》，以及《蒲剑集》的大部，散文《芍药及其他》全部和大量诗作，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抗战时期出现的二、三次反共高潮，这一段最艰苦的岁月，是最能考验、体现郭沫若党性的一个辉煌阶段。这一时期，在党的整风精神总的指导下、郭沫若的党性显着特点是：
        （1）强烈的组织性纪律性。他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他的主要创作和着作题目，如：《屈原》等历史剧和《甲申三百年祭》、《对时局的宣言》，或由周恩来、王若飞授意，或由《新华日报》编辑、记者将意图转达，他都认为是党交给的任务，义无反顾地承担，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任何个人得失去完成。
        （2）共产主义战士立场的坚定性。他的这些创作和着作，引起强烈的反响，人民欢呼，顽固派恨之人骨。如:《甲申三百年祭》、《对时局的宣言》等，都遭到顽固派的围攻追查，甚至撤掉了他主持的文工会，他都毫不妥协、毫无畏惧。他是插进顽固派政权核心机构——军委之下活动的，上有顽固派的阴谋压迫，下有特务的监视、威胁，实际上是被拘留在一个大的集中营里。作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郭沫若，却毫不顾及个人家庭安危，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不移。
        （3）共产主义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性。当时的郭沫若，同《新华日报》的处境一样，都置身于老虎鼻子之下，处于被迫的地位，文章稍有触及当局的皮毛的，便有断送生命之虞。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以楚怀王的卖国投降，影射蒋介石，以靳尚等认敌为友败类，喻其陷害江南新四军抗日战士，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明末皇帝崇祯的专制、腐败，借古讽今，指斥蒋介石这个独夫，才是“民族的罪人”。《对时局的宣言》，将揭露的锋芒，直指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声疾呼：“穷则变”，“应改弦更张”，“组织全国一致的抗战政府”。他这种敢于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的大智大勇，鼓舞了文化界成千上万的民主斗士。
        （4）党性与爱国主义的密切结合。郭沫若站在民族、民主斗争的前列。他这一段的活动，始终没有离开抗战、团结、进步与和平、民主、独立，这个中国人民革命的总方向。贯穿在他的思想、着作、战斗实践中的一条红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既表现对旧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勇猛反击，又表现对未来社会思想、体制，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追求。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既包含对已往中国文化的清算批判，又体现着对自己国家民族优秀传统的肯定、尊重，以对未来新中国的呼唤、期待。他的六部历史剧，绘制出一幅中华各族人民维护正义抗拒强暴的壮烈画卷。他的爱国主义，不仅具有共产党人党性的内涵，也有强烈的民族时代特色。
        （5）党性与个性的结合。郭沫若整个这一段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党的指示、领导下进行的。不少重大路线、政策性的活动，还是南方局集体讨论、决定，然后转达他执行的。如：为他祝寿、创作历史剧、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和《对时局的宣言》等，内容都是针对现实斗争的要求；但这些作品、文章、活动，都保持了他个人的特色，包括他的创造性、独立思考见解、文风等。当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对郭氏的来稿，一般是不改动的。就是有不同意见，也是转达他，由他去考虑。包括周恩来对《屈原》、《孔雀胆》的不同意见，也是他同意就改动；不同意的，仍自己坚持。《新华日报》也曾刊过对他史论不同意见的争辩，有的，他接受，他认为应坚持的，也作了保留。这种既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又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见解的态度，恐怕是这一段失误极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深入开展的“三讲”学习，强调以党性、党风为中心。我围绕“郭沫若与新中国”这一研究课题，回顾自己曾在《新华日报》工作，并从事《新华日报》研究十年，就手头掌握郭沫若的资料，写了以上这篇短文，希望能对现实有所启示。
         
        ——选自《郭沫若学刊》2000年第4期
         
         
         
         
         
         
         
         
         
         
         
         
         
         
         
         
         
         
         
         
         
         
         
         
         
         
        慷慨与关怀
         
        郭庶英
         
        父亲是一位具有丰富财富的人，但是他没有什么金钱。他的财富是精神的——是着作、是知识、是学问。
        父亲曾经几次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是一个最穷的人，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原来不以为然的我们听了父亲的话，心里一愣。但想想，的确如此。生活中的父亲不管钱，他也从不计较金钱和财产，他的一生是非常慷慨的。
        正如《女神》开卷第一篇序诗，父亲的自白：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赤条条的我之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
        解放前父亲的稿费和版税用来维持家庭生活及参加社会活动，又经常用来帮助朋友，1930年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父亲将版税直接给了“左翼作家联盟”作为基金。此后他常常用自己的稿费和版税支持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工作。于伶的悼念文章中回忆道：同年《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第一次叫出了“为无产阶级而戏剧”这个革命的口号，要公演时，没有经费，打算从书店借出准备寄给郭沫若的版税二百元，作为演出费。当在东京的父亲知道后，给他们写信表示：“估计你们一定难于卖出戏票去，这二百元算我买下了你们的戏票，分送请无产者看革命的戏剧吧!”
        据傅抱石夫人回忆，1935年父亲在获悉傅抱石无力埋葬老母而愁急时，父亲“特意卖给内山书店一部文稿，让内山书店把应得的全部稿酬，直接地汇给了抱石。”
        重庆时期为了帮助被国民党通缉的青年，父亲让把刚刚拿到的稿费送给这位青年，鼓励他去上海开办美术研究所。那时重庆家中常来常往的朋友很多，每每谈完工作后，父母亲总是留大家在家里吃饭，或又邀到家门口吃地道的重庆辣牛肉面，毛肚火锅，个个满头大汗。虽然饭很简单，但大家都很畅快。正如张瑞芳的悼文中写道：“在八年抗战的重庆，您朴素的家里接待过多少文化艺术界和各界人土？我们有了高兴的事要去告诉您，有了不愉快的事要去麻烦您，有了新作品要去请教您，您总是热情接待，诲人不倦。”
        在上海，父亲为《募集贫病文化人救济基金的义卖游园会》题写许多幅字参加义卖，用募得的大笔基金来帮助辗转在文化战线上的贫困、多病的文化人士。一次，主持《上海剧艺社》的于伶社长给父亲送去上演《孔雀胆》的上演税。因为剧团困难，支票送晚了。于伶回忆，当时的心情忐忑不安，却看到了父亲的从未见到过的严厉，并对他说：你们社收容了许多由内地过来无所归宿的戏剧同志，除了一个《升官图》，卖票收入都不够每月的过大开支，我怎么还能收你们的什么上演税？于社长清楚，父亲那时正为小女儿生病愁着医药费呢，他也知道这个剧社的经济条件要比重庆成都的《中华剧艺社》好得多，但父亲仍表示要把这笔钱作为剧团排演洪琛先生《草莽英雄》的布景和演出费而拒绝收下。
        父亲在帮助别人时，他克服着自己的困难，在他困难时，又不愿意增添组织和朋友的负担。1928年2月与周恩来、李一氓“同吃午饭”，决定赴日行程后，“考虑此次赴日是往东京还是长崎，整天‘苦闷得难耐’，为今后生活担心。”当时组织上要给父亲一些经费，但他又知道组织上目前也很困难，坚决谢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资助。
        每当父亲稍有条件时，他默默地、尽可能多地向党交纳党费。父亲在1938年在武汉参加了长江局会议，列为特殊党员，不参加支部活动。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父亲的身分。他用K字为代号交纳党费，吴奚如回忆：当时用K字代号的人党费交得最多。以后知道K就是郭沫若。
        在父亲身边生活期间，我们看到父亲于1952年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十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组织
        20世纪50年代父亲向中央表示停止版税收入。他捐献出稿费，中科院在中关村为科学工作者修了两个标准游泳池，在科技大学体育场北侧也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
        那时，父母亲将有价值的书籍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几年后父亲将在日本时期保存的历史、考古等书籍捐献给了日本友方，当时日本朋友建议成立“沫若文库”，父亲不同意。他认为不要署个人的名字，后来按父亲的意见将文库定名为“亚非文库”。20世纪60年代初父母亲再次捐出整理好的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着《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二部历史学专着及历史剧《屈原》等六部历史剧的手稿。
        父亲有时到外地视察——这是人大代表的工作。一次父亲到了江西景德镇，他仔细地看了当地瓷器的发展，生产过程及老艺工的手艺，与瓷器厂的领导和员工交谈并题了字。第二天启程时，只见楼下餐厅的长桌上放满了各种精美瓷器——这是厂方为送给父亲精心选出的。父亲看了说：“我又不是贩瓷器的”，表示“只留一件做纪念吧”。哪知刚说完，又有人带来了一些精品，父亲生气了，说如果不把这些瓷器收回去，就不走了，随后又上楼了。父亲的这一表态急坏了工作人员，因为后面的日程安排是很紧的。经过劝说，第二次送来的瓷器也全部原样退回了。人们的心和父亲的心都是好意。
        20世纪60年代，父母亲又将余下的稿费十五万元，全部交给了科学院党组。就这样，捐出的稿费在“文化大革命”中科院作为宣传费用用了一部分，在父亲去世后，中科院领导又补齐了稿费的额度，经中央批准把这笔钱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我想这正是对父亲的最大的理解，也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节选自《我的父亲郭沫若》
         
        后记
         
        今年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也是沙湾区纪委、监察局确定的“沫若廉政文化年”的主题年。为了确保主题年活动扎实有效开展，沙湾区纪委与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在一年多卓有成效合作基础上，于3月16日在沙湾区举行了沫若廉政文化研究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暨沫若廉政文化研讨会。签字仪式结束后，沙湾区纪委与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又先后多次在沙湾区、乐山市市中区就《郭沫若与廉政文化读本》召开研讨会，就编选原则、范围、体例、具体篇目等展开讨论，最终编定了该书。由于水平有限、见识不广等原因，难免有误选、漏选等情况，恳请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以便更好地挖掘沫若廉政文化内涵、丰富沫若廉政文化外延，为反腐倡廉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2-8-30
         

         
        [①] “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子·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②] 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宋神宗时吕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③] 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传》。——作者注
        [④] 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
        [⑤] “十八孩儿兑卜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卜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下”。——作者注
        [⑥] 说文社在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板，封面为《李闯王》：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第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第十卷为《馘闯小史》。
        [⑦] 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⑧]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该文作于一九四四年，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文中说明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败。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本 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答国际友人的一封信》。
        费正清，作者原注：这是美国人Furbank自用的汉名，在清华大学教过书，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任美国新闻处处长，当时和我们有些往来。他是在文化上做情报工作的。这封信本想删去，但因为保留着当时的一些事迹，故仍保留。
        [⑨] 作者原注：当时的美国尚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
        [⑩]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顶领袖。一六二九年率众起义，一六四四年建立大顺政权，同年攻克北京，推翻朱明王朝。后兵败，在湖北通山被地主武装杀害。
        [11] 指作者的历史论着《甲申三百年祭》。
        [12] 作者原注：指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
        [13] 作者原注：此人把我的《武昌城下》译成了英文，登在上述《远东季刊》上。
        [14] 太平军，是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桂、湘、鄂、赣、皖、苏、浙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太平军在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它不能抵抗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于一八六四年遭到失败。此后它的余部又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15]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一九二九年写的反映自己一九一O年至一九一一年生活经历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五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六卷。
        [16] 宗顾《三百年前》，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17] 《甲申事变》，1944年3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18] 参见《群众》1944年第9卷第7期。
        [19] 1944年3月24日《中央日报》社论：《纠正—二种思想》。
        [20]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217页，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79年6月再版。其中所说“另作短文”，疑即署名“越客”的《甲申史料小辑》一文。
        [21] 1944年4月1日《商务日报》社论：《论赫尔的名言》。
        [22] 1944年4月13日《中央日报》社论：《论责任心》。
        [23] 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见《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第3、4页，独立出版社1944年8月初版。
        [24] 《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前言》。
        [25] 《答费正清博士》，《沬若文集》第13卷第140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
        [27] 1944年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
        [28] 于立群《难忘的往事》，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于文回忆说，林伯渠同志自延安飞抵重庆。但据刘白羽同志《雷电颂》中回忆，林伯渠、王若飞、何其芳和刘白羽等同志系1944年春从延安攀秦岭，走栈道到达重庆的。
        [29] 参阅于立群《难忘的往事》，又，刘白羽《雷电颂》中回忆：“总埋很重视郭老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特地把这本书带到延安出版，我就是在延安读到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版本。”
        [30] 参间于立群《难忘的往事》。
        [31]《耳泽东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目前有些回忆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的回信是委托周恩来同志带到重庆的，此说似不确。毛泽东同志在写此信的前十天，周恩来同志已与赫尔利同机离延安飞渝。故毛泽东同志信中有“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之语。据于立群回忆，此信，郭沫若在十二月间才收到。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则已于十二月初同机从重庆飞延安，至四五年一月才再次飞回渝。从时间上盲，此信不可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从延安带往重庆的。
        [32]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33] 柳亚子《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群众》第9卷第7期。
        [34] 参见《沫若文集》第15卷《十批判书·后记》。
        [35] 参见《沫苦文集》第15卷第124、126、129页。
        [36] 于立群《难忘的往事》。
        [37] 《答费正清博士》，《沫若文集》第13卷第139页。
        [38] “在这前后”，系指准备写“周代的农事诗”的44年1月下旬前后。
        [39] 《十批判书·后记》，《沫若文集》第15卷第482页。
        [40] 《毛泽东书信集》，见《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1982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41] 李健侯《永昌演义·自序》。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30页。
        [43] 据曹靖华《怀郭沫若同志》：郭老居住的天官府四号，是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活动中心，座谈会每次总有党的负责同志参加，尤其是从延安来渝的同志，党对文化工作有什么指导等，好多都从这里传布出去。
        [44] 关于郭沫若计划写这个历史剧的详情，可参阅郭沫若《关于李岩》；方诗铭《〈甲申三百年祭〉写作的前后》，1982年3月3日《文汇报》。
        [45] 郭沫若《历史人物·序》，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重印本第3页。
        [46] 郭沫若《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沫若文集》第13卷第161页。
        [47]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下文中凡引用此文的，不再注明。
        [48]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66页，新知书店印1946年10月版。
        [49] 同上，第5页。
        [50] 同上，第67页。
        [51] 陈家康《明末农民运动研究》，《群众》第8卷第1、2期。
        [52] 柳亚子《续忆劫中灰的南明史料》，《怀旧集》第l00页，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
        [53] 丁易《庄烈帝与李自成》，《大学》（1944年11月）第3卷第9、10期。
        [54]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288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55]李流奇《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木梭《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罪恶》，《汗血月刊》1933年12月第2卷3期。吴品今《中国历代匪乱之鸟瞰（6），明代李自成、张献忠之起义》，《汗血月刊》1933年4月第1第l期。
        [56]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590页，1940年6月初版。
        [57] 李光涛《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58] 参见李光涛《明季流寇始末·序》：“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傅孟真先生由美国回到南京，晋谒蒋总统于北汲阁之临时官邸，当时共匪猖撅加紧危害中华民国，蒋总统有感于此，特向傅先生询及中国历代流贼（包括自汉朝以来）的史实究竟是怎样？所以傅先生就嘱光涛写了这篇《明季流寇始末》一文，于三十七年十一月完成。”《明季流寇始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一，1956年3月版。
        [59] 柯尊西《甲申述旧》，《政治月刊》，1944年3月1日。
        [60] 周作人《阳九略述》，《苦口甘口》第151页，太平书局1944年11月初版。
        [61] 周作人《灯下读书记》，《苦口甘口》第33页。
        [62] 宗顾《三百年前》，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63] 参阅鲁迅给杨霁云的信，《鲁迅全集》卷10第217页。此外，涉及明末历史的，还有1935年1月18口给郑振锋的信，及《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说》等文。
        [64]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65] 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序》，第3-4页，文风书局1944年11月再版。
        [66] 李文治《晚明民变·绪论》，第5贝，中华书局1948年11月初版。
        [67] 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第4页。
        [68] 同上，第5页。
        [69]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附识》，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第2版。
        [70] 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第21页。
        [71] 《中央日报》1944年3月24日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渗》。
        [72] 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第7-22页。
        [73] 《毛泽东书信集》。
        [74] 1944年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
        [75] 《明史》卷三百八，《严嵩传》。
        [76]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
        [77] 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78] 《汉书·陈胜传》与此略同。
        [79] 《汉书·高帝纪》。
        [80] 《汉书·高帝纪》。
        [81] 《汉书·高帝纪》。
        [82]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83]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84]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85]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86]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87] 《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88]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89]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90]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91]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
        [92]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
        [93]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94]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
        [95]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96]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
        [97]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
        [98] 《明史·太祖本纪》。
        [99]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100]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下，《黄巢传》。
        [101] 《旧唐书》卷二百下，《黄巢传》。
        [102]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下，《黄巢传》。
        [103] 《史记》卷九十七，《陆贾列传》。
        [104]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105] 见《史记：项羽本纪》。
        [106]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下，《黄巢传》。
        [10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
        [108] 《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书信集》第241页。
        [109] 《学习与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2页。
         本篇作于1914年秋，见于作者1915年7月20日家书。作者谓：“括弧中即托为落叶语者也。”文字据原信手迹录入。
        [110] 涂，泥。《书·禹贡》：“厥土惟涂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42年5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写作时间为五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上海《文汇报》。《橘颂》，《楚辞·九章》中的一篇。
        [111] 于、喁，声音相和。《庄子·齐物论》：“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
        [112] 孤臣指屈原。《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113] 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114] 古人称兰花为王者香。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作的《琴操·猗兰操》说：孔子“自卫反鲁，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当为王者香。’”
        [115] 契、稷，古史传说中商、周的始祖。庄、老，庄子和老子。
          本篇为给柳无忌书信“倔强”二字后所作。
        [116] 有偏有党，“无偏无党”的反语。《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117] 不大至刚，“至大至刚”的化用。《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本篇最初以手迹形式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解放军报》。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驻上海南京路的一个连队。他们自一九四九年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后，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国防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正式授予这个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118] 王屋，指王屋山。此句用《列子·汤问》篇中愚公移山故事作喻。
        [119]马超俊（1886-1977），广东台山人。抗战期间任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副会长．全国慰劳总会副会长、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次长等职。
        [120] 谷正纲，字叔常，一九○二年生，贵州安顺人。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次长、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全国慰劳总会副会长等职。
        [121] 程步高(？-1966)，曾任上海明星公司导演。编导有《狂流》，《春蚕》等。
        [122] 据阳翰笙《风雨五十年》记述，这批医药经过力争，最后分为十二份，除十个战区各一份外，八路军、新四军亦各分得一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上海《文汇报》。
        陶行知最后—-封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
        [123] 语见《论语·宪问》。
        [124] 语见《孟子·梁惠王下》。
        [125] 语见《论语·为政》。
        [126] 语见《论语·述而》。
        [127] 语见《易·乾·文言》。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增订第一版《民主化的机关管理》。
        《民主化的机关管理》，黄炎培着。
        [128]作者原注：T．V．A．即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之简称，中译名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美国一九三三年建立的水利工程组织。
          原载1946年8月《读书与出版》第2期。
          原载1948年6月10日香港《华侨日报》。
        [129] 《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130] 《我要说的话》，载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131] 《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
        [132] 在政治部招待会上的讲话，见1938年4月4日《新华日报》。
        [133] 在林诚厚追悼会上的致词，见1938年8月29日《新华日报》。
        [134] 《洪波曲》。
        [135] 《洪波曲》。
        [136] 《风雨五十年》。
        [137] 1938年7月30日，日寇突然侵入苏联边境4公里，占领哈桑湖以西的张鼓峰，苏军立即反击，于8月1日夺回失地。